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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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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商税中有盐铁税。“緡钱”、酒税、过口税等。过口税极轻,不过用来供给“关吏”薪俸,而“緡钱”极重,罚得尤重可以破家。

    “緡”字读如民,用来串钱的丝绳叫做緡,钱多则用的緡也多,于此可知“緡钱”就是财产税,也可以说是所得税,但只适用于工商界。税率分做两种,商人二十算一,手工业四十算一。马车和船有个特别的规定,船长五丈以上起征,商人用的马车倍征。五丈以上的船,自然是货船,而一商贾不得衣丝乘车”的禁令虽已名存实亡,但仍加重其税负,所以这个关于车船计算緡钱的特别规定,明显地表现了政府对商人的歧视态度。

    緡钱的征收,采取自动申报制度,谓之为“占”作估计解。商人自己估计一切动产、不动产的价值,列册呈送地方政府,照册征税。规定的罚则是,隐匿不报,或以多报少者,罚到边境劳役一年,财产充公。

    緡钱是元狩四年冬天,为了筹措移民甘肃的费用而创立的新税。富商大贾纷纷隐匿财产,征收的成绩不甚理想,于是到了五年以后,也就是元鼎三年的十一月,武帝下令,奖励密告逃税,名为“告緡”密告者可得百分之五十的奖金。

    于是商人遭遇到了空前的厄运。其时因为连年对外作战,国家处于一种总动员的状态之中,不得不采取严刑峻法,因而酷吏辈出。其中一个河南人叫杜周,此时正当御史中丞“告缉”就由他主办。他派出一个部下叫杨可,巡回天下,就地受理。由于奖金丰厚,告密者不计其数。杨可报到京师,杜周处理的原则是:宁可失人,决不失出。因而家产中人以上的商贾,大致都破家。充公的财产以亿计,没人公家的官奴婢以千万数。商贾的田地房屋,都成了公产,大县数百倾,小县百余顷。

    这当然是非常霸道的手段,但平心而论,武帝亦是被迫使然。他总想富商大贾能够顾念国家、支持他的政策,自动捐输,这从他表扬卜式一事,可以见其本心。

    同时他“不拘一格用人才”商人进用为官吏的,亦复不少。至于那些歧视商贾的法令,有传统的因素在内,不能怪他。总而言之,商人在此以前,有许多途径及机会,可以免除这一次厄运,而都错过了,终于激出这样劫掠式的税法,这又何尝不是国家与社会的不幸?

    因为国库有了这一笔大收入,不但地方的财政情况,大见好转,武帝亦得继续推行他的国策。元鼎五、六年间的定南粤、代东粤、定西南夷、分置张掖、敦煌郡,其来有自。这时候他已下诏“不复告緡”而与“告緡”同时发动的财经改革,亦已见效,光是山东一地,漕米增加了六百万石,一年之中,太仓和甘泉仓的粮食就都堆不下了。大汉的国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元狩、元鼎年间的财经改革,首先要从币制谈起。文帝时代的“法币”是四铢钱,景帝一仍其旧。但吴国乱平,又抄了邓通的家,两大“私人造币厂”消灭以后,下令严禁私铸,而私铸之风不灭。武帝即位,废四铣钱,行三铢钱,更助长了私铸之风,因为钱轻了,私铸更方便。

    私铸以外,还有郡国所自铸的钱。在文、景时代,以安静为本,郡县政务清闲,预算亦小,大致田赋的少量附加以及杂税收入,便可支应岁出。武帝时征发频繁,大事兴作、兼之水旱灾荒,处处需款,地方预算逐年膨胀,而田赋、丁税为国家正用,不敢截留,于是只好在钱上打主意。哪里有铜山,便在哪里开采,就地鼓铸。

    中国的矿产中,铜的资源开发得最彻底。试看晚出的两部地理书,读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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