愧

    在我对人坦然说了一句我是好人，在认识过后，才发现我虚伪了，根本就觉得自己说了这句话是最无耻的事情。

    那时候正是非典最凶的时候，我没有回家去，继续在学校里，不过那时候学校里的人走了大半，很空旷，还是在东方大学城，更是对非典也就没那么的恐惧，还是挺自由，即使离北京也就是三、四十公里，身边的朋友都没有与这沾上光的。

    不知道该这么来描述那段时间的生活，如今也就是几个月的时间，2004刚开始没有多久，甚至也还会以为继续是在2003悠着呢。

    这件事情牵扯到的人不是很多，影响我态度的人也就两个，我的老师与受伤的她。

    很久没有联系她了，因为这个学期一开学我就不在大学城的分院了，回到了北京，似乎自己也还真的就象这个城市一样了，对什么也都不会觉得奇怪，然而也难得有激动的时候。可是每当我想起她，总觉得这是我这么大做得最不好的一件事，那不再让我对什么都觉得问心无愧，我不再那么坦然的对一切东西都可以承受，从此，心里似乎总是多了一个结。

    国庆节的时候我去了大学城，没有找到她，应该说我是没有努力去找，因为缺少勇气去面对。

    其实我可以写信，因为她暑假之前把脚治好就回到了内蒙的家，我几次都打了电话给她，在电话里面我们说话挺好，她没有埋怨我，可即使是这样，我却觉得现在我对她不是一个男人的样，我没有承担自己给她带来的创伤。

    非典的时候她的脚因为我而造成粉碎性骨折的，那时候在大学城的义务室，说她的脚可能会落残，我心里很急，难道一个人的一辈子的伤会是就被我这样造成的了吗，我该怎么来弥补？

    后来到了北京的一家医院，刚开始我听说是积水潭医院，在老师那得到消息说脚不会有后遗症的，我似乎舒了一口气。

    我是打算与家里面说这件事的，我以为父母会说我在外面不好好学习，惹了是非，我是这样理解着他们，后来听说又没有了太大的问题，我也没有对父母说了。我这样做很自私罢，为了自己，还是让她一人在承担着。

    非典的时候进京把关很严，她是在学校的班车上送到医院去的，后来她的父母没有来北京，在医院的日子里就她一个人，她的脚可是骨折的了！后来我打电话给她的时候，我问她在医院是怎么样？我说听说你是一个人在医院“真的很难为你了”——其实最后这一句即使在那样的时候我也是含糊说出来的，的确我是想表达那个意思，但是居然我就是没有很明朗的说出这句表示我愧疚，我关心着，记挂着的话来！——我是怎么了？那时也会感到无助，我想如果我有钱，可以完全去把医药费交上，可以去医院看望下她。居然我就是在钱的结眼上，难道是因为觉得我所造成的除了钱就没有更好的方式或仅仅我自己去面对了承担了——我什么都没有做到。我只是打了电话，而且还是在另一个老师的提醒下。

    其实之前我一直想联系上，问了几次，他说那没有病房的电话，在医生那她也不好去接，我几次后也作罢了。后来那位老师，也就是她们班的临时班主任——中年，跟我的母亲一般大。在教学楼看到我后，把我叫到办公室去。

    她说蒋国清呀现在我不也是说作为老师就这样一来说你啊，我只是就觉得作为你的长辈，都说现在的人很绝情，你看人家都因为你一个人住院了，你不知她脚动手术的时候多痛呀，可你居然电话都没有去一个，你说这！——你怎么呢这样呢？

    我听了后还觉得有些委屈，我觉得自己还不至于是那样的人，我知道我不是的，可我也是害怕人家以为我就是的呵，我什么都没有做，我就是在心里还记挂着，其他我什么都没有做，我究竟这是在逃避还是在对自己觉得彻底的失望，自卑了，懦弱了，还是我的哪里出了毛病让我所想所说却没有到实际中来呢？

    非典的时候我们宿舍只剩下我一个人，班上也只有一半的人还没有回去，每白天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在学校里的机房写东西，上网。晚上学校的机房不开，有时候大家会在宿舍楼下坐坐，有时候会去大学城的广场瞎逛，或在路上兜风，或到超市门口去唱唱歌，老板很有雅兴的摆了台。

    就这样平平淡淡的过了有十多天。

    学校十一点就熄灯，那时也没有睡意，有时就自己点着蜡烛或打开充电器看书，写东西，那段时间就是特别能写，也看书觉得很有味道。在看书之前很多时候也到班上的其他宿舍同学那去，大家在一起都很有气氛，关系也都很好，聊起天来也没边。

    还是那样的一天，说话说完了，我没有回去，就趴在楼到的窗口上轻唱起了歌，另一哥们也出来了，他吹着口琴。一会儿我进去了一趟。

    楼道也对着女生的楼道，如果他们不关窗都可以看到两边的走动。

    出来的时候，又继续唱了起来，很意外居然有一女孩也走到了窗前，似乎还在与我说话，开始我还不相信她是在与我说着话。当确定她是在与我说话的时候，都觉得这事情发生得太神了，——是够浪漫的了。那时候已经是凌晨12点了，我本来就也是看看月亮，看看这夜色里的大学城风光，却也还有人有这兴致与我来说话。其实现在想来那也是很烂漫的。

    我们聊了很久，聊了3个多钟头，说话也挺投缘。

    她问我觉得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我说我是个好人吧比较率真；我问她她说不知道。说过去的好玩的事，说自己的家乡，说现在的学校，说高中时候，说大学的体会——即使我不能确切的记得说过的每一句话了，可也还是能够时常在脑中浮现出那时候的情境。她有时候居然还坐在窗台靠在墙上，叫她小心，问冷不冷，时而她也回宿舍或拿个小电筒或拿根小蜡烛。也都还唱了歌，她说喜欢“我是一只鱼，水里面没空气，快要活不下去”后来她的笔记本留在了窗台上，老师告诉我那本子里抄了这首歌。

    那天的月亮也很好，可以把墙照得很白，在不远处有一个村子，可以看到村口还因为‘非典’在警戒着，白炽灯挂在那儿很煞黑，她好像说了那里的光可以隐隐约约照着我的脸。我也可以看到在月光的清冷下有一些桔黄的的光在浮动窗前。

    也许朦胧也能撩动情怀或好奇，我想看清这个与我说了这么多的女孩究竟是怎样的。我问她认不认识我，她说不；我说我看到过她没，她说应该没有吧！我叫她形容下自己，她说她不怎么去外面，一般都是在宿舍看书，说想去院里组织的晚会上报个英语节目。

    楼道里面的灯光也不是足以看清一个人，我始终还是没有看得很清楚，其实没有看清楚她，我就会有种这些话说得很虚的感觉——也许明天谁都不认识谁了，只是还记得有天晚上都曾与一个人说过话，就趴在窗台上，有月亮的晚上，偶尔来的风还有些过一点点凉意，也有一点点困。

    到了4点的时候，就有些困了，一会儿没有说话。我突然想到要是现在可以下去就好了，那样也可以看清楚她了。我想着，就说了“不知道能不能下去？”她俯身也往下看了看，那时我们都是在4楼。我说了没一会就到了二楼去，开始我还想着从窗台能不能下去，看来不太可能，我就又到了宿舍楼的前门去，那块升出来的遮雨的平台，从水房的窗户就可以跳到上面去，那也离地近了许多。恰好有下水管道是依附着墙角，我脱了鞋很快就扶在水管下去了。

    到了楼下她在四楼看到我有些惊讶，而我生平第一次为了一个女孩子而爬楼也显得很紧张，牙齿都在打颤。

    她说老大你还真的下去了呀，后来她就到了二楼，从窗台出来也有一块平台，却比我下来的那高了许多。她站在那儿，可以清楚些地听到了说话。我说你们楼可以下来吗，她说就从这可以吗？我没叫她在那跳，可她还是试了试，不过最终还是没有，我叫她到前门那去，我以为我能顺利从那下来她也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了。

    她没有脱鞋，没有扣住水管，就那样几乎是垂直地掉了下来，恰好又是在一块水泥地上。我想去接应下她，她避开。

    他说脚疼，站不起来了。我扶着她到了草地上去，把鞋脱了下来，脚已经肿了起来，开始是以为脱臼，可我也不会处理，把他的脚拉伸了一下也没有好转。我也曾经把脚弄骨折过，以为这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说先歇会儿吧，天亮的时候就去医院。她苦笑一下也只能这样了，都不想被老师知道。在前面坐了一会儿，我们到了宿舍旁边去，也就是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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