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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陪领袖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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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步像历史的车轮滚动一般沉重有声。他高大魁梧,在他面前我显得那么娇小,不得不拼命踮起脚,使劲迈大步,我怕节奏错,怕踩住他脚,精神过于紧张,刚跳一圈就出了一头汗。毛泽东发觉了,便亲切地同我聊天,以消除我的紧张。

    “小王,今年多大了?”

    “十六。

    “家是哪里啊?

    “大连。”

    “在文工团学什么?”

    “舞蹈。”

    “跳舞要放松。爸爸干什么哪?

    “唱京剧的。”

    “噢,艺术之家么”

    谈着谈着,我忘了紧张,脚步变得舒展灵活,并且越跳越感到意气风发。

    跳着跳着,毛泽东那双扭转乾坤的巨手忽然在我肩上一按。我身不由己坐下去。定定神,发现乐曲已终,我正好坐在自己原来的座位上。而毛泽东微笑着点头致礼.已经朝自己的座位走去。

    我终于发现毛泽东跳舞时的一个习惯。他很注意舞伴原来坐在哪里,曲终时把你送回原位,在最后一声乐点轻轻把舞伴按坐下去。点头致礼,而后独自走回自己休息的座位。1

    随着接触渐渐增多,我最初见到毛泽东的那种神秘感开始消失,因而也更觉得毛泽东平易近人。我去中南海出任务五年多,毛泽东一直穿着那双红棕色的大头皮鞋,鞋底很厚,每一步下去都是那么沉重有力,仿佛要给大地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深痕。他总是穿一身灰色中山装,袖筒遮手一半;夏天穿一件肥大的绸衬

    1据当时常参加乐队伴奏的高亚林同志说,实际情况是乐曲的节奏和起止时间一般由乐队根据情况灵活掌握,往往在毛泽东舞到临近座位时。乐曲即行停止。衫,右后背还补着补丁。坐在沙发上,他有时习惯把双腿伸出去休息,于是便露出粗线袜子,袜子上也是补丁。我曾问秘书:“主席怎么穿补了衣服呀?”秘书笑了:“人民能穿,人民的领袖当然也能穿。”我说:“可主席毕竟是主席”秘书作个手势:“你想得太神了,毛主席也是靠工资生活。

    毛泽东非常富于幽默感,喜欢热闹,喜欢和我们说说笑笑。他烟瘾大,一支接一支。为控制烟量,他吸烟时总是把烟一折两截,只把半截插到烟嘴上吸燃。我不解地问:“主席,您为啥把烟掰两半呀?毛泽东笑着说:“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么。”其实他是一支烟分两次抽。

    只剩一个烟头了,在烟嘴里一明一灭地闪。毛泽东赶紧再吸一口,将烟蒂拨入烟灰缸。烟蒂在烟灰缸里有气无力地冒着残烟。毛泽东用感伤的腔调叹口气说:“唉,帝国主义气息奄奄哩。我们女团员们拨弄那支烟头,为毛泽东的幽默哈哈大笑。

    毛泽东的烟嘴是褐色的,跳舞时就放在茶几上。我们年岁小的女团员跟毛泽东接触多了,就“放肆”起来,常拿起毛泽东的烟嘴玩。老同志批评我们:“别玩主席的烟嘴,看弄脏了!”毛泽东听见了,笑着说:“玩玩没关系么,就是别学抽烟。烟里可是有尼古丁,要害人呢。”

    有一次,毛泽东的左手破了,结了痴。坐在沙发上休息时,皱着眉头搔痒,那样子简直像个受委屈的孩子。我惊讶极了,问:“主席,您,您怎么也挠手呀?

    “痒痒啊,你痒痒不挠吗?”毛泽东对我的问话也很奇怪。

    “我挠。可是,可是您“哈哈哈,”毛泽东明白了我的想法,笑出声“我怎么了?我也是人哪,普通人么,也得吃五谷杂粮,刀子割了肉也要流血,伤口结了痴也要痒痒,痒痒了就想挠么。

    是啊,毛泽东是人民的领袖,同时也是一个普通人。

    实际生活中却不然。有一次跳舞,江青忽然心血来潮,对毛泽东说:“你不是喜欢江姐里的歌吗?正好我们有些歌要作者帮忙,叫他来,你也见见。

    于是,一个电话打到空政文工团,全团人马立刻出动去找这位作者,把他从一个剧场直接带到了春藕斋。这位作者没来得及换衣服。他平时不修边幅,穿一件油泥发亮的棉衣和满是褶子的肥大的军棉裤,脚上芽一双部队发的黑色棉布鞋,上面也有不少油迹污垢,他个子本来不高,便更显窝里窝囊。一进春藕斋,他的胳膊腿立刻僵硬得像木头棍似的,紧张得脸色煞白。江青带他来到毛泽东面前,他嘴巴张几次也说不出话,目光不知朝哪里落才好,便深深地鞠躬下去,腰弯得超过了九十度。我们在一个文工队平时很熟。见他这副样子,我们再也忍俊不住,一起放开嗓子哈哈大笑。越笑他越慌,他越慌我们越笑得厉害。他慌得直不起腰,就那么九十度地躬着,我们这些女孩子便也笑得弯下腰直不起来了。

    毛泽东也笑了。连连示意叫作者坐下说话。作者却无论如何不敢坐,一句话也讲不连贯,简直要晕倒了。江青只好叫人把他领走了。

    “唉,不了解呵,不了解就容易盲目,盲目就乱崇拜。毛泽东摇着头感叹“他不了解我,我也不了解他。听了他作的歌。观众也会崇拜。写出这么好的歌,会是什么样了不起的人物啊?其实。就是他,普通人么。关键是要互相了解”

    这番话今天想起来回味无穷。当时我却不曾真正理解,尤其不曾想到毛泽东也是在说别人对他的崇拜含有某种不了解,带有一些盲目性。

    1964年我参加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演出前,在中南海出任务,我曾问毛泽东:“主席,我们排演了东方红,场面好大呢,您看不看?”毛泽东说:“安排了我就看。”

    演出那天,我正在化妆,忽听前台传来一声儿童的呼喊:“毛主席!毛主席万岁!”顿时间,大会堂里响起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演员们纷纷冲出化妆室,融入欢呼的浪潮。我也是其中一个,虽然已经熟悉,可是受那气氛影响,普通人的毛泽东形象消失了,我眼中看到的又变成了那个伟大而神秘的领袖人物。我跟着大家欢呼跳跃,跟着大家一道流泪。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再回到春藕斋出任务时,见到毛泽东,我感到前天那次演出就像是一场梦。毛泽东还是有血有肉活生生坐在我们中间谈笑风生,喝茶、抽烟、跳舞。聊天,一切都和普通人一样。两腿朝沙发前伸出时,又露出了线袜子上的两块补丁。我心有所动,对毛泽东说:“主席,您接见演出人员那天;我们都特别激动。大家都哭了,我也哭了。”

    “你们还哭什么?”毛泽东淡淡的眉毛皱了皱“我们经常见面么/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低下头,稍停片刻转了话头。“接见时,总理宣布了我们爆炸原子弹成功的消息。大家简直高兴得不知喊什么才好。”

    “嗯,这件事还是值得高兴的。

    “现在社会上笑话可多呢?”我继续说“郊区农民卖小猪的不说卖小猪,说牵个赫鲁晓夫回去吧。

    毛泽东笑着摇摆头,大概觉得这个笑话不适合严肃的政治斗争。他吸燃半截香烟,然后又慢条斯理说:“赫鲁晓夫伤了中国人的感情,不得人心哪,不得人心。我看他要不行了。

    这话讲过不到一星期,赫鲁晓夫便“由于健康原因”.“辞去一切职务”了。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位同志轻步走过来,把一张戏单交给我,小声说:“小玉,问问主席听哪段?”

    毛泽东喜欢听京剧,跳舞休息时常放几段京剧听听,由中央台的同志负责放录音或是唱片。我将戏单交给毛泽东,毛泽东点了一出老生唱段。我已忘了戏名。

    毛泽东听京剧常常用手敲着板眼,逢上老生戏还跟着唱几句。有时也请一些名角来表演。记得著名京剧演员裘盛戎见到毛泽东后,也是紧张得喘不过气,说不连贯话。毛泽东对此很皱眉头。现在想来,毛泽东固然伟大,但当时有些宣传搞得过分也是一个原回。把毛泽东神化了,因而有些人见了毛泽东就像见了神一样诚惶诚恐。我虽然经常见到毛泽东,不那么觉得神秘,但也并没完全摆脱这种“神化”宣传和弥漫全国的个人崇拜气氛的影响。春节时茶几上摆一些糖果,毛泽东随手抓糖给我吃,我从来舍不得吃一块,都是小心翼翼揣兜里,带回去分给同志们和家里的亲友。“这是毛主席给的糖啊!”我总是这样骄傲而又神秘他说。于是,同志们和家里的亲友也舍不得吃了,甚至不敢吃,宝贝似地保存起来——糖也被神化了。

    我感到毛泽东不喜欢这种情况发生,但他有时也无可奈何。我们文工团有个小江非常想见毛主席,哪怕是远远望一眼呢。可她父亲解放前开一个小理发店,在那个年代这是属于出身不好。根本进不了中南海。她很羡慕我,常暗暗流泪,几次让我替她向毛主席问好。我对毛主席说:我们文工团有个小江,每次都让我代她向您问好,她特别想您。毛泽东连连说:“谢谢她,谢谢她。代我谢谢她。”毛泽东并不是想见谁就可以见谁的,他曾解释说:“我做事也得听党的安排,听组织安排。”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那种“神化”宣传越搞越厉害。有一次我对毛泽东说:“主席:您连续接见红卫兵多累呀?弄个高高的凳子坐***上就行了。”毛泽东笑道:“那怎么行?真是孩子气。”我说:“有个小学生等您乘车检阅,等呀等,实在憋不住上厕所,才走您的车就开过去了。这孩子回来没见上您,躺在地上就打滚,哭昏过去了。”

    毛泽东皱起眉头,思索着什么很久没有说话。他后来又连续几次大规模接见了红卫兵。”

    毛泽东是个感情非常丰富的人,并且不大掩饰自己的感情。有次跳舞休息,我坐在毛泽东身边同他聊天。毛泽东关心地问:“你们练功累不累?”我说:“累。挺苦的,夏天腿往外一踢,地上就踢出一串汗珠子。有时候还会出事故呢。”毛泽东问:“练功还会出事故?”我说:“可不吗。听说天津一个剧团里,演哮夭大的演员翻跟斗,不小心摔下来,把脖子戳进去了,戳进”

    “哎呀,不要说了,”毛泽东突然打断我讲话,一脸不忍的表情,连连摆手:“别说了,不要再讲了”

    还有一次。跳完一圈舞坐下休息,我掏出一方演出用的红手绢,正想擦擦汗,毛泽东忽然说:“这是手绢吗?我看看。”他拿去那个手绢,翻来覆去看,眼里露出一种孩子似的新鲜好奇的神色,用惊讶的声音说:“还有这么好看的手绢呀?

    跳舞又开始了。我接回手绢,陪毛泽东跳入场地中间。

    忽然,轰隆一声巨响,大家都吓一跳,毛泽东也不例外。音乐停了,跳舞也停了。原来是雕花木板墙掉下一块,有一米见方。好险哪,正好砸在毛泽东坐过的沙发上,板角把坐在旁边休息的一名女团员砸伤了。毛泽东随大家一起跑过去,脸上十分焦急,就像父亲看到女儿受到伤害一样焦急担心,连声问:“小赵,砸坏没有?啊?砸哪儿了?”小赵捂着腿咧嘴:“没。没啥,不要紧。毛泽东转身招呼工作人员:“快,快帮助检查一下,要抓紧治。”

    1966年8月,我从云南边疆演出回来,特别想念毛泽东、刘少奇和朱德委员长。好容易盼到星期六去中南海出任务,可是春藕斋里的气氛已经全变了。变得冷清,变得沉闷。我再也没能见到刘少奇和王光美。当时的形势,我什么也不敢多问,见到毛泽东和朱德,也不像过去那样说话随便,尽量避开政治问题,到年底,朱德和康克清也不来跳舞了,春藕斋里只剩了毛泽东。

    毛泽东也很少来了,即使来了也显得郁郁寡欢,总是带着思虑重重的表情。有时显得很疲惫,有几次甚至连眼都睁不开,限度浮肿.眼里有红丝,深深地打着呵欠,勉强跳一圈就想离开。但是医生不允许,看着表计算时间,要求毛泽东必须达到一定运动量才能离开。

    有些问题我想不通,不大赞成那种乱造反,为此得了个“保皇派”的帽子,不许我去中南海出任务了。但是,毛泽东性格中有一种怀;日的感情,熟悉了便不愿换,也常打听我们这些熟人。于是。在我作了一番检查之后,领导又让我去中南海出任务了。

    1967年的一天,我又来到了春藕斋。毛泽东很晚才来。我们正坐在沙发里打盹,都匆匆站起身来振作精神。毛泽东一眼看到了我,问:“小王,怎么好久没见你来?生病了么?”

    “没有。”我不好意思地低下头“我站错队了,领导没叫我来。”

    毛泽东稍稍一怔,摇摇头:“群众么,站错了再站过来就是了,也值得这么搞!

    我陪毛泽东跳舞,冷冷清清的舞厅突然使我伤感起来。就在一年前春节,我们还曾在这里表演节民那时的气氛多热烈啊。我们自编自演唱着“正月里来是新春”.给领袖们拜年。一拜毛主席。二拜刘主席,三拜委员长还有许多著名演员跟我们一道联欢。可现在呢,我瞟一眼毛泽东经常坐着休息的那张大沙发,仿佛又看到参加“四清”回来的王光美坐在毛泽东身边汇报工作景物依旧.只是人事已非。

    “主席,”我小声说“前几天我们统一去清华大学参加斗争王光美的大会。他们.他们用乒乓球做项链,给王光美挂到脖子上了”

    “胡闹!”毛泽东声音很大,显得有些激动不安,有些气恼。

    我犹豫一下,又说:“刺大富还踢了王光美,叫王光美跪下

    “蠢么!我一再说要文斗不要武斗,怎么还打人?”毛泽东不跳了,满面怒容“他们都说拥护我,可他们根本不听我的话!

    “文化大革命”进入1968年,就是毛泽东那双曾经扭转乾坤的手也控制不住运动的发展了。就在这一年,我也告别了春藕斋。我们全体文上团员都下列河北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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