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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王问太公曰:“君臣之礼如何?”

    太公曰:“为上惟临,为下惟沉,临而无远,沉而无陷。为上惟周,为下惟定。周则天也,定则地也。或天或地,大礼乃成。”

    文王曰:“主位如何?”

    太公曰:“安徐而静,柔节先定;善与而不争,虚心平志,待物以正。”

    文王曰:“主听如何?”

    太公曰:“勿妄而许,勿逆而拒;许之则失守,拒之则闭塞。高山仰之,不可极也;深渊度之,不可测也。神明之德,正静其极。”

    文王曰:“主明如何?”

    太公曰:“目贵明,耳贵聪,心贵智。以天下之目视,则无不见也;以天下之耳听,则无不闻也;以天下之心虑,则无不知也。辐凑并进,则明不蔽矣。”

    <b>译文</b>

    文王问太公道:“君主与臣民之间的礼法应该是怎样的?”

    太公回答说:“身为君主最重要的是洞察下情,作臣民的最重要的是驯服恭敬。洞察下情在于不疏远臣民,驯服恭敬应该不隐瞒私情。做君主的要遍施恩惠,作臣民的应安守职分。遍施恩惠,要象天空那样覆盖万物;安守职分,要象大地那样稳重厚实。君主效法上天,臣民效法大地,这样君臣之间的礼法就圆满构成。”

    文王问道:“身居君主之位,应该怎样做?”

    太公答道:“应该安详稳重而沉着清静,柔和有节而胸有成竹,善于施惠而不同民众争利,虚心静气而公道无私,处理事务公平正直。”

    文王问:“君主应该如何倾听意见呢?”

    太公答道:“不要轻率地接受,也不要粗暴地拒绝。轻率接受就容易丧失主见,粗暴拒绝就会闭塞言路。君主要象高山那样,使人仰慕不已;要象深渊那样,使人莫测其深。神圣英明的君主之德,就是清静公正,达到极点。”

    文王问:“君主怎样才能做到洞察一切呢?”

    太公答道:“眼睛贵在明察事物,耳朵贵在敏听意见,头脑贵在思虑周详。依靠天下人的眼睛去观察事物,就能无所不见;利用天下人的耳朵去倾听意见,就能无所不闻;凭借天下人的头脑去思考,就能无所不知。四面八方的情况都汇集到君主那里,君主自然就能洞察一切而不受蒙蔽了。”

    <b>例证</b>

    君主应“目贵明,耳贵聪,心贵智”是本第的一个重要观点。在古代帝王中,唐太宗李世民在这方面做得最为出色。

    唐太宗在即位之初,即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什么叫明君、暗君?魏征回答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紧接着列举秦二世、梁武帝、隋炀帝“偏信”则亡的历史教训,证明“人君兼听广纳,则贵臣不得拥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对于君主来说,兼听就会天下大治,偏信就会天下大乱。唐太宗听了“甚善其言”完全赞同。他深知“一人之耳目有限,思虑难周,非集思广益,难以求治”他曾对大臣说:“朕既在九重,不能尽见天下事,故布之卿等,以为朕之耳目。”正因为认识到帝王“一日万机,一人听断,虽复忧劳,安能尽善?”所以才鼓励臣僚极言规谏。

    在封建时代,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批评皇帝叫“犯龙鳞”传说龙喉下“有逆鳞径尺,人有撄之,则必杀人。”所以历代尽管设有谏宫,但殿廷上往往是鸦雀无声,无人敢冒犯天颜。唐太宗为了让臣僚极言规谏,多次表示,即使是“直言忤意”也决不加以怒责。每次听取谏言时,总是和颜悦色,态度诚恳。他对大臣说:“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对于敢直言劝谏的人,不仅不加责罚,反而给予奖励。有个人被判死刑,司法官员孙伏伽进谏说,按照法律,不该处死,怎么能滥加酷刑呢?太宗听后觉得言之有理,马上改进,并赐给他价值百万钱的公园。有人认为孙伏伽所谏不过是件小事,奖赏太重。唐太宗却认为,重赏的不是这件事,而是奖赏这种敢于进谏的行为。由于太宗的积极倡导,谏诤乏事蔚然成风。当时犯颜直谏、面折廷争的事例屡见不鲜。上自宰相,下至县官小吏,甚至宫延嫔妃,都有人敢于直言切谏。其中最杰出的是魏征。在君臣相处的十七年里,魏征始终以直谏著称,唐太宗对他也往往是言听计从。魏征去世后,唐大宗悲痛地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尝宝此三镜,用防已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他为此颁布诏令,号召臣僚们以魏征为榜样,做到宣言无隐。

    “贞观之治”清明政治的出现,同唐太宗虚心求谏、诚意纳谏、知过能改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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