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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昔先王当时而立法度,临务而制事,法宜其时则理,事适其务故有功。今时移而法不变,务易而事以古,是则法与时诡,而时与务易,是以法立而时益乱,务为而事益废。故圣人之理国也,不法古,不修今,当时而立功,在难而能免。

    (秦孝公用卫鞅。鞅欲变法,孝公恐天下议己,疑之。卫鞅曰:“疑行无名,疑事无功。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智之虑者,必见傲于人。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人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人,不循其礼。”孝公曰:“善。”甘龙曰:“不然。圣人不易人而教,智者不变法而治。因人而教,不劳而功成;缘法而理,吏习而人安。”卫鞅曰:“龙之所言,世俗之言。常人安于习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杜贽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修礼无邪。”卫鞅又曰:“治代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孝公曰:“善。”遂变法也。)

    由是言之,故知若人者,各因其时而建功立德焉。(孟子曰:“虽有磁基,不如逢时;虽有智能,不如逢代。”范蠡曰:“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语曰:“圣人修备以待时也。”)

    何以知其然耶?桓子曰:“三皇以道治,五帝用德化,三王由仁义,五霸用权智。”(说曰:无制令刑罚,谓之皇;有制令而无刑罚,谓之帝;赏善诛恶,诸侯朝事,谓之王;兴兵众,立约盟,以信义矫代,谓之伯。

    文子曰:“帝者,贵其德也;王者,尚其义也;霸者,迫于理也。道狭然后任智,德薄然后任刑,明浅然后任察。”议曰:夫建国立功,其政不同也如此。)

    五帝以上久远,经传无事,唯王霸二盛之美,以定古今之理焉。(秦汉居帝王之位,所行者霸事也。故以为德之次。)

    夫王道之治,先除人害,而足其衣食。

    (论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匹妇蚕之,年五十者,可以衣帛矣。百亩之田,数口之家,耕稼修理,可以无饥矣。鸡豚狗彘之畜,不失其时,老者可以食肉矣。夫上无贪欲之求,下无奢淫之人,藉税省少而徭役不繁,其仕者,食禄而已,不与人争利焉。是以产业均而贫富不能相悬也。”)

    然后教以礼仪。

    (故明王审己正统,慎乃在位。宫室舆服,不逾礼制,九女正序于内,三公分职于外。制井田以齐之,设诸侯以牧之,使饶不溢侈,少不匮乏,然后申以辟雍之化,示以揖让之容,是以和气四塞,祸乱不生,此圣王之教也。)

    而威以刑诛,使知好恶去就。

    (虞帝先命禹平水土,后稷播植百谷,契班五教,皋陶修刑,故天下太平也。)

    是故,大化四凑,天下安乐,此王者之术。

    (王者,父天母地,调和阴阳,顺四时而理五行,养黎元而育群生,故王之为言,往也。盖言其惠泽优游,善养润天下,天下归往之,故曰王也。)

    霸功之大者,尊君卑臣,权统由一,政不二门,赏罚必信,法令着明,百官修理,威令必行。

    (夫霸君亦为人除难兴利,以富国强兵,或承衰乱之后,或兴兵征伐。皆未得遵法度、申文理,度代而制,因时施宜,以从便善之计,而务在于立功也。)此霸者之术。

    (王道纯而任德,霸道驳而任法。此优劣之差也。)

    道德经曰:“我无为而人自化。”文子曰:“所谓无为者,非谓引之不来,推之不往,谓其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推自然之势也。”(故曰:“智而好问者圣,勇而好问者胜。乘众人之智,即无不任也;用众人之力,即无不胜也。故圣人举事,未尝不因其资而用也。)故曰:汤武,圣主也,而不能与越人乘舲舟,泛江湖。伊尹,贤相也,而不能与胡人骑原马,服騊駼。孔、墨,博通也,而不能与山居者入榛薄,出险阻。

    由是观之,人智之于物,浅矣;而欲以昭海内、存万方,不因道理之数,而专己之能,则其穷不远。故智不足以为理,勇不足以为强,明矣。然而君人者,在庙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者,因物以识物,因人以知人也。

    (吕氏春秋曰:“昊天无形,而万物以成;大圣无事,而千官尽能,此谓不教之教,无言之诏也。”)

    夫冬日之阳,夏日之阴,万物归之,而莫之使。至精之感,弗召自来。待目而昭见,待言而使令,其于理难矣。

    (文子曰:“三月婴儿,未知利害,而慈母之爱喻焉者,情也。”故曰:言之用者小,不言之用者大。又曰: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动化者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诚为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为之也。)

    皋陶喑而为大理,天下无虐刑;师旷瞽而为大宰,晋国无乱政。

    (庄子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

    不言之令,不视之见,圣人所以为师。此黄老之术也。

    (文子曰:“圣人所由曰道,所为曰事。道犹金石,一调不可更;事犹琴瑟,每调终而改调。故法制礼乐者,理之具也,非所以为理也。”

    昔曹参相齐,其治要用黄老术,齐国安集。及代萧何为汉相,参去,属其后相曰:“以治齐,狱市为寄,慎勿扰也。”后相曰:“治无大于此者乎?”参曰:“不然。夫狱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扰之,奸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由是观之,秦人极刑而天下叛,孝武峻法而狱繁。此其弊也。经曰:“我无为而人自化,我好静而人自正。”参欲以道化其本,不欲扰其末也。太史公曰:“参为汉相,清静寡欲,言合道意。然百姓离秦之酷扰,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

    议曰:黄老之风,盖帝道也。)

    孔子闲居,谓曾参曰:“昔者明王内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而可以守,三至行而可以征。明王之守也,则必折冲千里之外;其征也,还师衽席之上。”

    曾子曰:“敢问‘七教’?”

    孔子曰:“上敬老则下益孝,上敬齿则下益悌,上乐施则下益亮,上亲贤则下择交,上好德则下无隐,上恶贪则下耻争,上廉让则下知节。此之谓七教也。”(七教者,治之本也。教定则本正矣。凡上者,人之表也,表正则何物不正也?)

    昔明王之治人也,必裂土而封之,分属而理之。使有司月省而时考之,进贤,退不肖。(然则贤良者悦,不肖者惧矣。)哀鳏寡,养孤独,恤贫穷,诱孝悌,选才能,此七者修,四海之内,无刑人矣。

    上之亲下也,如腹心;则下之亲上也,如幼子之于慈母矣。其于信也,如四时;而人信之也,如寒暑之必验。故视远若迩,非道迩也,见明德也。是以兵革不动而威,用利不施而亲,此之谓“明王之守,折冲千里之外者也”

    (议曰:昔管子谓齐桓公曰:“君欲霸王,举大事,则必从其本矣。夫齐国百姓,公之本也。人甚忧饥而税敛重,人甚惧死而刑政险,人甚伤劳而上举事不时。公轻其税,缓其刑,举事以时,则人安矣。”此谓修本而霸王也。)

    曾子曰:“何谓‘三至’?”

    孔子曰:“至礼不让,而天下理;至赏不费,而天下之士悦;至乐无声,而天下之人和。”何则?昔者明王必尽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实;既知其实,然后因天下之爵以尊之。此谓“至礼不让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禄,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谓“至赏不费而天下之士悦”如此,则天下之明誉兴焉,此谓之“至乐无声而天下之人和”(故曰:所谓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亲;所谓天下之至智者,能用天下之至和;所谓天下之至明者,能举天下之至贤也。)故仁者莫大于爱人,智者莫大于知贤,政者莫大于能官。有德之君,修此三者,则四海之内,供命而已矣。此之谓“折冲千里之外”(夫明王之征,必以道之所废,诛其君,改其政,吊其人,而不夺其财也。)故曰:明王之征,犹时雨之降,至则悦矣。此之谓“还师衽席之上”(言安而无忧也。)。故扬雄曰:“六经之理,贵于未乱;兵家之胜,贵于未战。”

    此孔氏之术也。(议曰:孔氏之训,务德行义,盖王道也。)

    墨子曰:“古之人未知为宫室,就陵阜而居,穴而处,故圣王作,为宫室。为宫室之法,高足以避润湿,边足以圉风寒。宫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礼。谨此则止,不以为观乐也。故天下之人,财用可得而足也。当今之王为宫室则与此异矣。必厚敛于百姓,以为宫室,台榭曲直之望,青黄刻镂之饰,为宫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而象之。是以其财不足以待凶饥,振孤寡,故国贫而难理也。为宫室不可不节。(议曰:此节宫室者也。)

    古之人未知为衣服,时衣皮带茭,冬则不轻而暖,夏则不轻而清。圣王以为不中人之情,故圣人作,诲妇人,以为人衣。为衣服之法,冬则练帛,足以为轻暖;夏则絺绤,足以为轻清;谨此则止,非以荣耳目,观愚人也。是以其人用俭约而易治,其君用财节而易赡也。当今之王,其为衣服,则与此异矣。必厚敛于百姓,以为文采靡曼之衣,铸金以为钩,珠玉以为佩。由此观之,其为衣服,非为身体,此为观好也。是以其人淫僻而难治,其君奢侈而难谏。夫以奢侈之君,御淫僻之人,欲国无乱,不可得也。为衣服不可不节。”(议曰:此节衣服者也。)

    此墨翟之术也。(议曰:墨家之议,去奢节用,盖强本道。)

    商子曰:“法令者,人之命也,为治之本。(慎子曰:“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则受赏者虽富,望多无穷;受罚者虽富,望轻无已。君舍法而以心裁轻重,怨之所由生也。是以分马者之用策,分田者之用钩,非以钩策为过人之智也,所以去和塞怨也。故曰:夫君任法而不躬为,则怨不生,而上下和也。”)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可分为百,由名分之未定也。卖兔满市,盗不敢取者,由名分之定也。故名分未定,虽尧舜禹汤,且皆加务而逐之;名分已定,则贫盗不敢取。故尧舜圣人之为法令也,置官也,置吏也,所以定分也。(尸子曰:“夫使众者,诏作则迟,分地则速,是何也?无所逃其罪也。言亦有地,不可不分,君臣同地,则臣有所逃其罪矣。故陈绳则木之枉者有罪,审名分则群臣之不审者有罪矣。”)名分定则大诈贞信,巨盗愿悫,而各自治也。”(尹文子曰:“名定则物不竞,分明则私不行。物不竞,非无心,由名定,故无所措其心;私不行,非无欲,由分明,故无所措其欲。然则心欲人人有之,而得同于无心无欲者,在制之有道故也。”)

    申子曰:“君如身,臣如手;君设其本,臣操其末。为人君者,操契以责其名。名者,天地之网,圣人之符。张天地之网,用圣人之符,则万物无所逃矣。”

    (议曰:韩子曰:“人主者,非目若离朱乃为明也,耳若师旷乃为聪也。不任其数而待目以为明,所见者少矣,非不弊之术也。不因其势,而待耳以为聪,所闻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为己视,使天下不得不为己听。身居深宫之中,明烛四海之内,而天下不能蔽、不能欺者,何也?匿罪之罚重,而告奸之赏厚也。”

    孙卿曰:“明职分,序事业,材伎官能,莫不治理。如是,则厚德者进,廉节者起,兼听齐明,而百事无留,故天子不视而见,不听而闻,不虑而知,不动而功,块然独坐而天下从之。此操契以责名者也。”

    尸子曰:“明君之立,其貌庄,其心虚,其视不躁,其听不淫,审分应辞,以立于朝,则隐匿疏远,虽有非焉,必不多矣。明君不长耳目,不行间谍,不强闻见,形至而观,声至而听,事至而应;近者不过,则远者理矣;明者不失,则微者敬矣。此万物无所逃也。”)

    动者摇,静者安;名自名也,事自定也。

    (议曰:尸子曰:“治水潦者,禹也;播五谷者,后稷也;听讼折衷者,皋陶也;舜无为也,而为天下父母。”此则名自名也。

    太公谓文王曰:“天有常形,人有常生,与天人共其生者,而天下静矣。”此则事自定也。)

    是以有道者,因名而正之,随事而定之。

    (尹文子曰:“因贤者之有用,使不得不用;因愚者之无用,使不得用。用与不用,各得其用,奚患物之乱也?”

    尸子曰:“听朝之道,使人有分。有大善者,必问其孰进之;有大过者,必问其孰任之,而行罚赏焉。且以观贤不肖也,明分则不弊,正名则不虚。贤则贵之,不肖则贱之。贤不肖,忠不忠,以道观之,犹白黑也。”)

    昔者尧之治天下也,以名,其名正则天下治;桀之治天下也,亦以名,其名倚而天下乱。是以圣人贵名之正也。”(议曰:夫暗主以非贤为贤,不忠为忠,非法为法,以名之不正也。)

    李斯书曰:“韩子称‘慈母有败子,而严家无格虏’者,何也?则罚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弃灰于道者。夫弃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罚也。夫轻罪且督,而况有重罪乎?故人弗敢犯矣。今不务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败子,则亦不察于圣人之论矣。”

    (商君之法,皆令为什伍,而相司牧,犯禁相连于不告奸者,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田宅妻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芬华。务于耕战。此商君之法也。)

    此商鞅、申、韩之术也。

    (桓范曰:“夫商鞅、申、韩之徒,贵尚谲诈,务行苛刻。废礼义之教,任刑名之数,不师古,始败俗伤化。此则伊尹、周召之罪人也。然其尊君卑臣,富国强兵,守法持术,有可取焉。逮至汉兴,有宁成、郅都之辈,仿商、韩之治,专以杀伐残暴为能,顺人主之意,希旨而行,安时趋利,敢行祸败,此又商、韩之罪人也。然其抑强族,抚孤弱,清己禁奸,背私立公,尚有政焉。至于晚代之所谓能者,乃犯公家之法,赴私门之势,废百姓之务,趋人间之事,决烦理务,临时苟辩,使官无谴负之累,不省下人之冤,复是申、韩、宁、郅之罪人也。”)

    由是观之,故知治天下者,有王霸焉,有黄老焉,有孔墨焉,有申商焉,此所以异也,虽经纬殊制,救弊不同,然康济群生,皆有以矣。今议者或引长代之法,诘救弊之言(议曰:救弊为夏人尚忠,殷人尚敬,周人尚文者。);或引帝王之风,讥霸者之政,不论时变,而务以饰说。故是非之论,纷然作矣。言伪而辩,顺非而泽,此罪人也。故君子禁之。

    <b>译文</b>

    从前先王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建立政治制度,根据当时的任务制定政策,制度和政策与当时的实际情况和任务相符合,国家才能治理好,事业才会有成绩。形势和任务变了,制度和政策还要死搬已经过时的那一套,使制度与时代、任务与政策脱节,这样一来,即使有好的制度和法规,也是劳而无功,徒增混乱。所以圣人治国,一不法古,二不贪图一时之宜。因时变法,只求实效。这样,遇到烦难也容易解决。

    [秦孝公既用卫鞅,想要变法,又怕天下议论自己。卫鞅说:“疑惑不决的行为没有名声,疑惑不决的事情没有功绩。且有高于常人的行为,本容易为俗世所反对。有独特见识的计谋,必为人民所低毁。愚笨的人,仍不明已完成的事情;聪明的人,却能预见未来的事情。行事的开始,不可与人民共谋,而只可与他们共享事业成功的快乐。能谈论至德要道的人,不与世俗合流;能建立伟大功业的人,不与众人共谋。因此圣人只要可以使国家强盛,就不必效法旧制度;只要可以便利人民,就不必遵循古礼教。”孝公说:“很好!”甘龙说:“不对!圣人是不改变民俗来教化的,聪明的人是不改变旧法来治国的。能依照民俗来教化的,不费力就能成功;能依照旧法来统治的,官吏习惯而人民安适。”卫鞅说:“甘龙所说的,是世俗之言。常人苟安于旧世俗,学者拘泥于旧见闻。以这两种人来做官和守法都还可以,但却不可以用以议论旧法以外的新事物了。三代不同礼教,而各治天下,五霸不同法律,而各成霸业。聪明的人能制作新法,愚笨的人却受制于旧法。聪明的人能变更礼教,不聪明的人就要被礼教拘束。”杜挚说:“新法利益不及旧法百倍就不变法,新器功用不及旧器十倍就不换器。”卫鞅说:“治世不是只用一种方法,利国不必效法古制度,所以商渴、周武不遵循古制度而能统治天下,夏桀、商纣不革新礼教而亡国。反对古制度不一定应该受非议,遵循古礼教也不值得多夸奖。孝公说:“鞅说得很好!”于是决定了变法。]

    由此可见,象商鞅这些人,都明白要想建功立业,富国强兵,必须顺应时代,跟上时代。否则只能被时代淘汰。[孟子说:“既使有肥沃的土地,也不如按季节种庄稼;既使有智慧,也不如赶上好时代。”范蠡说:“节令不到,就不能强迫禾苗生长;事情不经过研究,不能强求成功。”论语说:

    “圣人平时就把一切都准备好,只等待时机的到来。”]

    怎么知道这样做才是正确的呢?桓范说:“三皇(神农、女娲、伏羲)

    时代的特征是以道治理天下,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是用德化育天下,三王(大禹、后稷、文王)用仁义教导人民,春秋五霸却用权术和智谋制服别的国家。”[不用制度法令和刑罚就能统治的是三皇;有制度法令而没有刑罚的是五帝;赏善诛恶,分封诸候协助天子管理国事,定期到朝廷讨论国家大事,是三王;发动战争,订立盟约,用信义来使天下人服从指挥,取代天子称霸天下的就是五霸。文子说:“三皇最可贵的是在于天然地有道德;三王崇尚的是仁义;而霸者却不得不用理论、法则进行统治。大道淡薄后,统治者只好动用智谋;缺乏德行后,就只好加强法制;情况不明的统治者就只能动用间谍侦探了。”建立统治一个国家,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差别就是如此之大。]

    五帝以前的事已太久远,经传上也没有记载,唯有“王道”和“霸道”

    盛传于今,只好用它们的利弊得失作为我们讨论古往今来治国的经验教训了。[秦汉两朝的帝王所推行的是“霸道”所以不能把他们的仁德放在主要的地位上来讨论。]

    王道的统治,是先铲除祸害人民的社会恶势力,让人民丰衣足食。

    [论语说:“五亩大小的宅第,种上桑树,养上蚕,一个女子养蚕,就可以供五十人穿衣了。数口之家耕种百亩之田,就不会挨饿了。饲养六畜,老人也可以吃到肉了。上层的官吏不贪求,下层的民众不奢侈,苛捐杂税少,徭役也不繁重,当官的只不过是拿薪水罢了,不要去与老百姓争夺利益。这样一来,各行各业收入均衡,贫富也就不会差距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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