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源廉2先生是现在许多青年所钦仰的;各人有各人的意思,我当然无从推度那些缘由。但我个人所叹服的,是在他当前清光绪末年,首先发明了“速成师范”一门学术而可以速成,迂执的先生们也许要觉得离奇罢;殊不知那时中国正闹着“教育荒”所以这正是一宗急赈的款子。半年以后,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师资就不在少数了,还带着教育上的各种主义,如军国民主义,尊王攘夷主义3之类。在女子教育,则那时候最时行,常常听到嚷着的,是贤母良妻主义。
我倒并不一定以为这主义错,愚母恶妻是谁也不希望的。然而现在有几个急进的人们,却以为女子也不专是家庭中物,因而很攻击中国至今还钞了日本旧刊文来教育自己的女子的谬误。人们真容易被听惯的讹传所迷,例如近来有人说:谁是卖国的,谁是只为子孙计的。于是许多人也都这样说。其实如果真能卖国,还该得点更大的利,如果真为子孙计,也还算较有良心;现在的所谓谁者,大抵不过是送国,也何尝想到子孙。这贤母良妻主义也不在例外,急进者虽然引以为病,而事实上又何尝有这么一回事;所有的,不过是“寡妇主义”罢了。
这“寡妇”二字,应该用纯粹的中国思想来解释,不能比附欧,美,印度或亚剌伯的;倘要翻成洋文,也决不宜意译或神译,只能译音:kuofuism。
我生以前不知道怎样,我生以后,儒教却已经颇“杂”了:“奉母命权作道场”4者有之“神道设教”5者有之,佩服文昌帝君功过格6者又有之,我还记得那功过格,是给“谈人闺阃”者以很大的罚。我未出户庭,中国也未有女学校以前不知道怎样,自从我涉足社会,中国也有了女校,却常听到读书人谈论女学生的事,并且照例是坏事。有时实在太谬妄了,但倘若指出它的矛盾,则说的听的都大不悦,仇恨简直是“若杀其父兄”7。这种言动,自然也许是合于“儒行”8的罢,因为圣道广博,无所不包;或者不过是小节,不要紧的。
我曾经也略略猜想过这些谣诼的由来:反改革的老先生,色情狂气味的幻想家,制造流言的名人,连常识也没有或别有作用的新闻访事和记者,被学生赶走的校长高教员,谋做校长的教育家,跟着一犬而群吠的邑犬9。但近来却又发见了一种另外的,是:“寡妇”或“拟寡妇”的校长及舍监10。
这里所谓“寡妇”是指和丈夫死别的;所谓“拟寡妇”是指和丈夫生离以及不得已而抱独身主义的。
中国的女性出而在社会上服务,是最近才有的,但家族制度未曾改革,家务依然纷繁,一经结婚,即难于兼做别的事。于是社会上的事业,在中国,则大抵还只有教育,尤其是女子教育,便多半落在上文所说似的独身者的掌中。这在先前,是道学先生所占据的,继而以顽固无识等恶名失败,她们即以曾受新教育,曾往国外留学,同是女性等好招牌,起而代之。社会上也因为她们并不与任何男性相关,又无儿女系累,可以专心于神圣的事业,便漫然加以信托。但从此而青年女子之遭灾,就远在于往日在道学先生治下之上了。
即使是贤母良妻,即使是东方式,对于夫和子女,也不能说可以没有爱情。爱情虽说是天赋的东西,但倘没有相当的刺戟和运用,就不发达。譬如同是手脚,坐着不动的人将自己的和铁匠挑夫的一比较,就非常明白。在女子,是从有了丈夫,有了情人,有了儿女,而后真的爱情才觉醒的;否则,便潜藏着,或者竟会萎落,甚且至于变态。所以托独身者来造贤母良妻,简直是请盲人骑瞎马上道,更何论于能否适合现代的新潮流。自然,特殊的独身的女性,世上也并非没有,如那过去的有名的数学家sophiekowalewsky11,现在的思想家ellen key12等;但那是一则欲望转了向,一则思想已经透澈的。然而当学士会院以奖金表彰kowalewsky的学术上的名誉时,她给朋友的信里却有这样的话:“我收到各方面的贺信。运命的奇异的讥刺呀,我从来没有感到过这样的不幸。”
至于因为不得已而过着独身生活者,则无论男女,精神上常不免发生变化,有着执拗猜疑阴险的性质者居多。欧洲中世的教士,日本维新前的御殿女中(女内侍),中国历代的宦官,那冷酷险狠,都超出常人许多倍。别的独身者也一样,生活既不合自然,心状也就大变,觉得世事都无味,人物都可憎,看见有些天真欢乐的人,便生恨恶。尤其是因为压抑性欲之故,所以于别人的性底事件就敏感,多疑;欣羡,因而妒嫉。其实这也是势所必至的事:为社会所逼迫,表面上固不能不装作纯洁,但内心却终于逃不掉本能之力的牵掣,不自主地蠢动着缺憾之感的。
然而学生是青年,只要不是童养媳或继母治下出身,大抵涉世不深,觉得万事都有光明,思想言行,即与此辈正相反。此辈倘能回忆自己的青年时代,本来就可以了解的。然而天下所多的是愚妇人,那里能想到这些事;始终用了她多年炼就的眼光,观察一切:见一封信,疑心是情书了;闻一声笑,以为是怀春了;只要男人来访,就是情夫;为什么上公园呢,总该是赴密约。被学生反对,专一运用这种策略的时候不待言,虽在平时,也不免如此。加以中国本是流言的出产地方“正人君子”也常以这些流言作谈资,扩势力,自造的流言尚且奉为至宝,何况是真出于学校当局者之口的呢,自然就更有价值地传布起来了。
我以为在古老的国度里,老于世故者和许多青年,在思想言行上,似乎有很远的距离,倘观以一律的眼光,结果即往往谬误。譬如中国有许多坏事,各有专名,在书籍上又偏多关于它的别名和隐语。当我编辑周刊时,所收的文稿中每有直犯这些别名和隐语的;在我,是向来避而不用。但细一查考,作者实茫无所知,因此也坦然写出;其咎却在中国的坏事的别名隐语太多,而我亦太有所知道,疑虑及避忌。看这些青年,仿佛中国的将来还有光明;但再看所谓学士大夫,却又不免令人气塞。他们的文章或者古雅,但内心真是干净者有多少。即以今年的士大夫的文言而论,章士钊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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