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诚笑了一笑,先在话里给自己留了条后路,
“奴婢原是陕西人,未曾亲历我朝漕粮转运,不过奴婢在内书堂时,尝听翰林说起前元旧事。”
“古人云,‘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以前元故事而观,以海运替漕运,实在恐非易事。”
朱翊钧这个时候就不得不佩服朱元璋当年的高瞻远瞩。
他想朱元璋同李自成最大的不同就在这里。
虽然二人都是农民出身,但是朱元璋是起了兵就一定想要做皇帝的那种人,所以他从来不指责妥欢帖木儿强征民工开凿河道。
因为他知道他会当皇帝,他当了皇帝也一样会凿河道,即使他不凿,他的子孙也一定会像妥欢帖木儿那时一样去征民工、凿河道。
因此朱元璋起兵归起兵,挖统治阶级墙角这种事他是从来不做的。
所以后来即使天下姓了“朱”,大家也没觉得有甚么不对。
相比之下,李自成就实诚得有些“愚”了。
像“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这种空话,说了也就说了,反正老百姓也分不清哪个是“真宋”、哪个是“真龙”。
李自成倒好,一张口就是“闯王来了不纳粮”,这一“不纳粮”,直接就把统治阶级的根子给挖了,百姓不纳粮怎么去供他一个农民皇帝?
就像后世民国政府给溥仪以“优待条件”逊位,一个是欺君,一个是欺民,都是败史。
都是先造了一个大局面,教人盼着它败才解恨,仿佛刀切甘蔗、刃断芭蕉,真成了势那就不好看了。
所以朱元璋的起兵叫打天下,而李自成的起兵才叫起义。
农民打天下和农民起义当然是不同的。
打来的天下是一家一姓换了另一家另一姓,这换上去的那一家便尽可以奚落前者,借鉴前者,把前者的难处时不时地拿出来评判评判。
虽然本质都是一样的内核,可一样的事情换到了他人头上,评判起来就不算丢了自己的人了。
朱翊钧道,
“好,蒙元故事总有警醒之用,你且说便是。”
张诚笑了笑,开口即道,
“据奴婢听闻,其实昔年忽必烈在时,即有丞相伯颜上呈开通胶莱河之策,蒙古人不事生产,只有南粮北调,才可维持元大都城中一应开支。”
“而蒙元时,黄河数次改道,多股支流并入一支汇入淮河,洪灾泛滥,黄河下游沿岸的湖光、淮安,尤其是会通河沿岸的河南等地的水患的破坏力严重。”
“依理而言,伯颜提出此等良策,蒙古人理应击节叫好,无有不应,可胶莱河海运之议,终蒙元一朝也并未真正施行。”
“蒙古人说胶莱河工程浩大,费用繁多,倘或开工建设运河,必然要由山东地方提供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支持。”
“而仅以山东一省之力,于如此规模的工程而言,只是杯水车薪,因此当时就任山东的蒙元官员频频推搪塞责,以致胶莱河迟迟不得动工。”
“似此这番说法,皇爷以为如何?”
张诚说了一半便去看皇帝,朱翊钧知道他借古讽今不敢直言的意思,于是接口道,
“这番说法极为荒谬,蒙古人入侵中原之后抢掠不断,连把中原耕地全部变为牧场的法子都想得出来,他们如何会格外顾惜山东一省之民力?”
“即便蒙元朝廷为了维持漕运,财政入不敷出,能够提供的拨款甚为有限,但就算要山东地方自筹,那也无可厚非。”
“倘或胶莱河建成,山东运河沿岸必定商贸繁荣,商贸一旦繁荣,山东官员自然有的是办法充盈地方财政,如何会因顾惜民力而反对开凿海运河道呢?”
“依朕看来,定是因为蒙元时,各省各路均设‘达鲁花赤’为掌印要员,具有定策大权,其职又均由蒙古人或色目人来担任。”
“外夷目光短浅,不知海运可兴商利,又怕揽事上身,自然只是推说顾惜民力,以求早日升迁罢了。”
张诚笑着应道,
“皇爷说得是一样,不过依奴婢看来,达鲁花赤这般推搪,也是顾虑甚深。”
“依蒙元之国力,新河从开凿,到建成,到沿岸繁荣,到收回成本,到地方财政充盈,至少要七、八年的时间,长则要达十数年,远远超过蒙元达鲁花赤的任期。”
“皇爷也知道,蒙元朝政混乱不堪,忽必烈在位时,朝中的汉法派与理财派争斗不休,甚至已然到了御史直接上疏让忽必烈禅位于真金太子的地步。”
“倘或有一蒙古人在任山东一省的达鲁花赤,他知道蒙古人必得朝廷重用,他有朝一日必将升入大都,那他又如何会赞成丞相伯颜的提议呢?”
“且不论伯颜党派立场,倘或那达鲁花赤赞成了,胶莱河也顺利开通了,那运河带来的功劳却不会记在他身上,忽必烈只会赞赏伯颜理政有方。”
“相反,倘或那胶莱河的施工过程中要出了些岔子,或者激起了汉人的民变,那过错却又是那达鲁花赤自己担着,丞相伯颜未必会替他说情。”
“即使忽必烈能记得他的功劳,伯颜也能体会他的难处,可待这运河盈利之时,这达鲁花赤恐怕早已升往他省。”
“后来者一事无成,却能白白落个海运河道经营有方的好处——这还算是幸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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