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如此,从一开始就这样,保罗说。如果我想给某个人解释我住在哪儿,我只需说我就住在那幢滑落的塔楼房里。城里的每个人都知道那是在哪儿,都会问道:
你不担心那房子倒塌吗?
我不担心,里面有钢筋混凝土呢。因为这些人在含沙射影的同时还朝地下看去,仿佛我的脸会让他们头晕眼花似的,我就说道:
还不如说所有其他的房子倒塌呢,在这座城市里。
于是,他们点点头,以捕捉脖子上血管的跳动。
我们的房子位居高处,对我们来说是有利条件,但也有缺点,我和保罗从这里无法看清楼下发生的事。从八楼那里就无法看清比行李箱更小的物体了,那么有谁并且在什么时候扛着一只箱子,就不得而知了。衣服变得模糊起来,它们的颜色成了大斑点,头发和衣服之间的脸孔成了小斑点。你完全可以猜测,鼻子、眼睛或者牙齿在小斑点里是什么模样,可这有什么用呢。你可以从走路姿势判断,是老人还是孩子。塔楼房和商业大街之间的草地上堆放着垃圾桶,垃圾桶旁边是人行道。
从人行道出来有两条小路常常会错过,就在垃圾桶附近。从这里高处俯视,垃圾桶就是被翻乱了的没有柜子门的柜子。每月一次垃圾被焚烧,烟雾冉冉上升,侵蚀人的身体。如果窗户没有关上,人的眼睛会酸痛,脖子会生疥疮。这种事大多数发生在商业大街上,很遗憾我们只看到了它们的后门。正如我们常常清点的那样,我们从没有成功地将二十七个后门分摊到饮食店、面包店、蔬菜店、药房、酒吧、鞋店、理发店和幼儿园这八个前门身上。尽管马路后面的建筑物墙上开了许多门,但许多送货车还是停泊在前面的大街上。
老鞋匠抱怨地方狭小,还有老鼠。店铺的工作台周围用木板钉住。
这个铺子是我的前任做的,当时是新搭建的,鞋匠说,木板墙当时也有。我的前任没想到,或者他没有兴趣去考虑,那些木板他并没有用过。我把钉子打了进去,自从鞋子挂到了鞋带儿、皮带或者高而尖的鞋后跟儿上面之后,就没什么要咬的了。老鼠咬,我得掏钱,这可不行。尤其在冬天,因为饥饿在增长。木板后面的空间大得像大厅。刚开始的时候,有一次,那是一个节假日,我到店铺来,在下面的桌子后面松开了两块木板,用手电筒往里面一照。人是哪儿都进不去的,整个地板在颤动,发出吱吱尖叫,他说,全是老鼠窝。它们不需要门,只需要地上的过道就行。墙上到处都是插座,马路后面的建筑物墙上还开了许多后门,可以通往那些垃圾桶那儿。你都不用打开一条门缝宽,把老鼠赶出去至少需要几个小时。修理铺的门只是铁皮,商业大街后面的建筑墙上,超过一半的门都是固定在墙上的铁皮。人们想节省混凝土,而那些插座可能是给战事准备的吧。战争总是会有的,他笑了起来,可不是在我们这里。俄国人和我们签订了协议,他们不会来。他们把需要的东西运到莫斯科,吃掉我们的粮食和我们的肉。他们把饥饿和棍棒留给我们。想要征服我们,那是要付出代价的。每一个国家因为没有我们而感到高兴,甚至俄国人也是。
驾驶员过来了,他在吃一个小面包,一副不急不忙的样子。他的衬衫又从裤子里滑出来了,好像他一直在开车似的。他的手里拿着那个小面包,鼓着腮帮子,抚摩一下自己的头发,一张哭丧着的脸,像是咀嚼时需要那样。在台阶这里他迈着优雅的步子,但不是做给我们看的。他对我们做出一张冷脸,好让车上的人谁也不敢对他说什么。他上车了,另一只手里拿着另一个小面包,第三个小面包从他的衬衫口袋里露了出来。有轨电车徐徐开动。
带孩子的那个父亲这时已经把他的大腿从过道里伸到了座位中间。孩子在舔车窗玻璃,父亲抓住孩子的脖子,好让他那淡红色的小舌头够得着上面的玻璃,而不致从那里掉下来。孩子转动脑袋看看,一把抓住父亲的耳朵,开始喋喋不休地说话。他没有将孩子湿漉漉的下巴擦干净。或许他在倾听。可是他不知道想到哪儿去了,透过车窗玻璃上的唾沫向外看,窗玻璃变成这种样子似乎是因为玻璃上面自己滴下唾沫。他的后脑勺上长着兽毛一样浓密的短发。那上面一块伤疤的地方没长头发。
夏天来临,有人开始穿着短袖衣服四处闲逛。那时候,我和保罗有整整一个星期怀疑一名男子。一直到今天,这个人每天七点五十分空着手从商业大街出来,从人行道溜达到垃圾桶周围,再重新到人行道,再回到商业大街。保罗那时也太笨了,他将废纸塞满塑料袋,将塑料袋拿在手里,开始尾随在那名男子身后。一直到中午一点,他才回来,手里拿着一个长而白的面包,他完全可以把面包藏在腋下带回来。第二天早上,他在七点一刻到了大街,然后在七点五十分,就在那名男子在垃圾桶周围溜达时,带着那个折裂的面包回家了。那人约莫四十岁左右,戴一条十字架金项链,一只内臂上有铁锚,另一只内臂上有“安娜”字样的刺青。他住在桑树大街的一幢淡绿色行列式住宅里,每天早上,在到垃圾桶周围溜达前,他都要将一名哭泣的男孩交到幼儿园去。他从幼儿园回家,除了消遣之外,在我们的居住小区里恐怕找不到什么东西。尽管每天绕道而行并不是什么消遣。保罗说:
因为就在酒吧附近,所以他到垃圾桶那里去。前不久因为心情不好,他去过那里。发酵垃圾的白酒气味多少减轻了他的内疚心理,他可能掉转头来,在酒吧里要了第一杯白酒。所有其他一杯一杯白酒都是自然而然来了。大约九点的时候,有一个人坐在他边上,那个人只是喝了两杯咖啡,坐在桌旁,到十二点差五分结束,因为这时候他必须去接回那个孩子了。如果看到他在等,孩子中午也会哭泣。
对我来说,垃圾桶闻起来并没有白酒的臭味,对喝酒的人而言,那可能就另当别论了。可今天,他既然在下面走路,为何还要抬起头来仰望呢?而那个穿着短袖棕色夏装的五十岁男人究竟怎么啦?为何要陪着他呢?如果保罗说,为了在回家路上不会对酒瘾产生负罪感,有人伸出脖子望天,我想他是在说他自己吧。还有,孩子看到他为何要哭泣呢,或许是人地生疏吧。保罗说这话的时候,并没有起过疑心:
谁借过这个孩子啦?
他从不去买东西,否则他就知道,那些人之所以要借孩子,是因为他们可以在商店里买到更多份额的肉、牛奶和面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