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世祖三

    我现在先不查清真词，不知美成有无此一阕愁字韵的"凤凰台上忆吹箫"，但李清照却有此词，录引如下：

    香冷金猊，被翻红浪，起来慵自梳头；任宝奁尘满，日上帘钩。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休；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

    休休！这回去也，千万遍阳关，也则难留。念武陵人远，烟锁秦楼；唯有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凝眸处，从今又添，一段新愁。

    此与赵而忭之作，韵脚完全相同，唯"休"字犯重，所以换头应押韵的"休休"，改为"悠悠"。这就发生一个有趣的疑问了，美成、清照为同时人，但清照已入南宋，行辈稍晚；故如美成有此"愁"字韵一词，则清照为步韵，赵而忭谓"用周美成"韵亦不错。问题是，以词意而论，赵而忭明明是步清照的韵，清照此词，题作"别情"；而全首词上半阕如为董小宛而作，而下半阕如为冒辟疆而作。李容斋的百首宫词中，有"睡足日高犹慵起"句，与"起来慵自梳头，任宝奁尘满，日上帘钩"，情事差相仿佛。

    于此可知，赵而忭加注"用周美成'凤凰台上忆吹箫'"的用意，不出两端：一是有所讳，怕人找出李清照的词来对看，所以特标"周美成"；一是有所隐，即是留此疑问，作为暗示，只看李清照的那首"别情"，便是董冒二人两地相思的写照。

    ***

    董小宛殁于顺治十七年八月十九日，世祖崩于十八年正月初七，在此四个多月中，宫闱不宁，出乎常情，观汤若望传及时人记载，参以上谕，情事如见。汤传记：

    这位贵妃于1660年产生一子，是皇帝要规定他为将来的皇太子的，但是数星期之后，这位皇子竟而去世，而其母于其后不久亦然薨逝。皇帝陡为哀痛所攻，竟致寻死觅活，不顾一切。人们不得不昼夜看守着他，使他不得自杀。太监与宫中女官一共三十名，悉行赐死，免得皇妃在其他世界中缺乏服侍者。全国均须服丧，官吏一月，百姓三日，为殡葬的事务，曾耗费极巨量的国帑。两座装饰得辉煌的宫殿，专供自远地僻壤所召来的僧徒作馆舍。按照满洲习俗，皇妃的尸体连同棺椁，并那两座宫殿，连同其中珍贵陈设，俱都焚烧。

    此后皇帝便把自己完全委托于僧徒之手。他亲手把他的头发削去，如果没有他的理性深厚的母后和汤若望加以阻止，他一定会充当了僧徒的，但是他仍还由杭州召了些最有名的僧徒来。那些僧徒劝诫他完全信奉偶像，并且把国家的入款，浪费于庙宇的建筑上。

    这段记载，信而有征，张宸青雕集记：

    端敬皇后丧，命诸大臣议谥。先拟四字不允，而六字、八字、十字而止，犹以无"天圣"二字为歉。命胡、王二学士排纂后所著语录，其书秘，不得而传。

    按：皇后封号，如为嫡后，往往用"承天辅圣"；如因子而贵，则必有"育圣"二字，上用"赞天"等字样。小宛晋后，除"端敬"为称号外，谥为"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十字；以无"天圣"字样为歉者，诚如心史先生所说："端敬既不以嫡论，亦不得以子嗣帝位而得一'圣'字。"于此可知，小宛之子预定将成东宫，汤传所记不误。

    这段叙述中，有两项重要的透露：第一是董小宛以端敬皇后的身份所获得的哀荣；第二是世祖确有出家的打算。先谈前者。

    小宛的丧礼之隆重，在中国历史上是一般后妃身后少见的。汤传的记载，信而有征；吴梅村清凉山赞佛诗第二首，在"可怜千里草，萎落无颜色"以下，共有六韵十二句描写汤传中所说的"满洲习俗"，如"破万家"而织成的"孔雀蒲桃锦"、大秦珠、八尺珊瑚，都用来装饰汤传中所说的"两座辉煌的宫殿"，即吴诗中所谓"割之施精蓝，千佛庄严饰"，而结果是"持来付一炬"；以下"红颜尚焦土"句，进一步证实了所焚者为"精蓝"。

    又张宸青雕集记世祖初崩时的情形说：

    十四日，焚大行所御冠袍器用珍玩于宫门外。时百官哭临未散，遥闻宫中哭声沸天而出，仰见太后黑素袍，御乾清门台基上，南面，扶石栏立，哭极哀。诸宫娥数辈，俱白帕首白从哭。百官亦跪哭，所焚诸宝器，火焰俱五色，有声如爆豆。人言每焚一珠，即有一声，盖不知数万声矣！谓之"小丢纸"。

    此"丢纸"即满洲丧礼。既有"小丢纸"，自然还有"大丢纸"。张宸又记世祖梓宫移往景山寿皇殿的情形：

    有鞍马数十匹，刻金鞍辔镫；鞍首龙衔一珠，如拇指大；鞍尾珠之，如食指大，背各负数枕，备焚化，枕顶亦刻金为龙衔珠，如鞍首，共百余。

    驼数十匹，繁缨垂貂，极华丽，背负绫绮锦绣，及帐房什器，亦备焚近灵舆，各执赤金器、金瓶、金垂壶、金盘、金碗、金盥盆、金交床椅杌等物，皆大行所曾御者，亦备焚。

    这就是"大丢纸"。不过为小宛发丧，"大丢纸"大到烧两座宫殿，此真古今奇闻。董小宛以秦淮校书而身后如此，泉下有知，亦足以自豪了。

    其次是百官服丧，吴诗于此颇致讥刺，在"红颜尚焦土，百万无容惜"句下接写："小臣助长号，赐衣或一袭。"所赐之衣，无非青布孝袍，与上文对看，盖见丧礼奢靡过甚。此下又有"只愁许史辈，急泪难时得。从官进哀诔，黄纸抄名入。流涕卢郎才，咨嗟谢生笔"等语。本来除太后外，后妃之丧，外臣不进哀诔，此为例外。又张宸记"端敬皇后丧"："举殡，命八旗官二、三品者，轮次舁灵，与舁者皆言其重。票本用蓝墨，自八月至十二月尽，乃易朱。先是内大臣命妇哭临不哀者议处，皇太后力解乃已。"所描写的情况，犹过于汤传。按：票本用蓝墨自八月至十二月尽，则为百日。清制：大丧百日而服除。小宛之丧，竟与孝端大丧礼节相同。

    至于殉葬之说，不见官文书记载，但玉林弟子行峰作侍香纪略云："端敬皇后崩，茆溪森于宫中奉旨开堂，且劝朝廷免殉葬多人之死。"则确有殉葬之事。汤传所记"共三十名"，或者如行峰之师兄茆溪森不加劝谏，则所死者犹不止此数。

    其次是世祖手自削发，这一点非常重要，证明出家之说，自有由来。同时从吴梅村的诗句，以及官文书中，可以推断出许多未为人知的事实。我可以这样说，世祖本人已经削发；十八年正月初二日，又幸悯忠寺，为太监吴良辅祝发，心史先生谓此为"代帝出家"，实则不然，吴良辅是日后世祖出家五台山时，预定留在那里陪伴他的侍者。

    这就是说，世祖以后是否真能出家，固大成疑问，但此时却已下了决心。另外一个有力的旁证是：世祖曾拟传位于从兄弟。汤若望传：

    一位继位的皇子尚未诏封，皇太后力促皇帝做这一件事。皇帝想到了一位从兄弟，但是皇太后和亲王们的见解，也都是愿意由皇子中选择一位继位者。

    这是正月初六，世祖自知不起以后的事。若非如此，孝庄亦不会力促世祖立储。事实上，在正月初三，世祖便有此意；说得明白些，世祖是因为决心出家，在为吴良辅祝发的第二天，便曾对继位问题做了安排。王文靖公自撰年谱云：

    辛丑(顺治十八年)三十四岁。元旦因不行庆贺礼，黎明入内，恭请圣安，召入养心殿，赐坐、赐茶而退。翌日入内请安，晚始出。

    初三日，召入养心殿，上坐御榻，命至榻前讲论移时。是日，奉天语面谕者关系重大，并前此屡有面奏，及奉谕询问密折，俱不敢载。唯自念身系汉官，一介庸愚，荷蒙高厚，任以腹心，虽举家生生世世竭尽犬马，何以仰答万一？岂敢顾惜身家，不力持正论，以抒诚悃也。吾子吾孙，其世世铭心镂骨，以图报效也。

    王文靖即王熙，世祖遗诏，出其手笔。韩菼作王文靖公行状，谓："面奉凭几之言，终身不以语人，虽子弟莫得而传。"然则试问：何事"关系重大"？何事终身不敢以语人？自然是皇位继承问题。东华录虽载："正月壬子上不豫。"壬子为正月初二，是日既为吴良辅祝发，而王熙初二、初三晋见，并不言世祖有病状，则即使有病，亦并不重，何得遽尔议及身后？由此可知，世祖既决心行遁，则对皇位不能不有交代。召见王熙所谈的必是两件事：出家与传位。

    国赖长君，古有明训；况当甫得天下、四海未靖之际，冲人何能担当大任？所以世祖欲传位从兄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世祖的这位从兄弟，我推测是太祖第七子饶余郡王阿巴泰的第四子和硕安亲王岳乐。

    清史列传卷二，记岳乐云：

    岳乐，饶余敏郡王阿巴泰第四子，初封镇国公。顺治三年正月，随肃亲王豪格征四川，诛流贼张献忠。五年八月随英亲王阿济格剿平天津土贼；十一月复随英亲王驻防大同。六年九月晋封多罗贝勒；八年二月袭封多罗郡王，改号曰"安"。九年二月掌工部事；十月预议政。十年七月以喀尔喀部土谢图汗、车臣汗等违旨，不还所掠巴林户口，又来索归顺同部蒙古，命为宣威大将军，驻归化城，相机进剿。寻因喀尔喀悔罪入贡，撤还。十二年八月掌宗人府事。十四年十一月谕奖：性行端良，莅事敬慎；晋封和硕安亲王。

    细检诸王列传，其时最贤者即岳乐，且三十七岁，正为能担当大事的盛年；再以谕奖之词而言，不独得世祖欣赏，且信其能为有道之君。因此，可以确定世祖所选定的"从兄弟"，必为岳乐。

    至于王熙之所谓"岂敢顾惜身家，不力持正论？"则可分两层来看：第一，"正论"必首劝勿逃禅，如听劝则不发生继位问题；第二，如必欲出家，则传子而勿传兄弟。王熙作此忠谏，事实上亦等于反对岳乐继位，倘为岳乐所知，可能会施以报复，此所以有不顾身家之语；而此秘终身不泄，自为明哲保身之计。

    世祖拟传"从兄弟"一事，更可得一旁证，张宸青雕集记：

    初四日，九卿大臣问安，始知上不豫。初五日，又问安，见宫殿各门所悬门神、对联尽去。一中贵向各大臣耳语，甚怆惶。初七晚，释刑狱诸囚，狱一空，止马逢知、张缙彦二人不释。传谕民间毋炒豆、毋燃灯、毋泼水，始知上疾为出痘。初八日各衙门开印。予黎明盥漱毕，具朝服将入署，长班遽止之曰："门启复闭，只传中堂暨礼部三堂入，入即摘帽缨，百官今散矣。"日晡时召百官携朝服入，入即令赴户部领帛。领讫，至太和殿西阁门，遇同官魏思齐，讯主器，曰："吾君之子也。"心乃安。

    于此可见，事先必有不传子之说，所以张宸急"讯主器"，闻"吾君之子"，心乃安，是因为倘传从兄弟，则又恢复到太祖时代的合议制，则非一纸诏书可定，须诸王贝勒共推有德有力者居之，势必引起不安。再看张宸前面所记，是日曾经戒严，"九衢寂寂，惶骇甚"。又记：

    二鼓余，宣遗诏，凄风飒飒，云阴欲冻，气极幽惨，不自知其呜咽失声矣。宣已，诫百官毋退，候登极早，风日晴和，上升殿，宣哀诏于天安门外金水桥下。

    是日为正月初九；前一日二鼓即宣遗诏，距世祖之崩，只一昼夜。而既宣遗诏："朕子玄烨，佟氏所生，八岁岐嶷颖慧，克承宗祧，兹立为皇太子；即遵典制，持服二十七日，释服即皇帝位。"却又迫不及待，违反遗诏的规定，在天明即行登极礼，可知是顾命四大臣深恐有变，不待有异心者调兵入京夺位，先让八岁太子即位，造成既成事实，杜绝觊觎大位者。既已登极，则国已有君，倘或举兵，便可以叛逆视之。张宸又记：

    阅三日，辅臣率文武百官设誓，旗下每旗一誓词，各官每衙门一誓词。词正副三通，一宣读，焚大行殡宫前；一赴正大光明殿焚读上帝前；一藏禁中。词曰："臣等奉大行皇帝遗诏，务戮力一心，以辅冲主。自今以后，毋结党，毋徇私，毋黩侦，毋阴排异己以戕善类，毋偏执己见以妨大公，违斯誓者，上天降殛，夺算凶诛。"

    此三日中，必有许多暗潮汹涌，但雍乾两朝，大删实录，只见当时递嬗之际一片祥和，其实不然，幸赖私人记载保存了若干真相。野史之可贵在此。

    现在要谈世祖遗诏罪己者共十四款，开宗明义，即以"渐习汉俗"自责：

    朕以凉德，承嗣丕基，十八年于兹矣。自亲政以来，纪纲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不仰法太祖太宗谟烈，因循悠忽，苟且目前，且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以致国治未臻，民生未遂，是朕之罪一也。

    以下两款是自罪太后生前，子道不终；太后万年之后，不能服三年之丧，少抒太宗宾天，未服缞绖之憾：

    朕自弱龄，即遇皇考太宗皇帝上宾，教训抚养，唯圣皇太后慈育是依，隆恩罔极，高厚莫酬，唯朝夕趋承，冀尽孝养，今不幸子道未终，诚悃未遂，是朕之罪一也。皇考宾天时，朕止六岁，不能服衰绖，行三年丧，终天抱憾，唯侍奉皇太后，顺志承颜，且冀万年之后，庶尽子职，少抒前憾，今永违膝下，反上廑圣母哀痛，是朕之罪一也。

    按：此当是未经大改的原文。因为人生修短有数，大限一至，非人力所能挽回，所以子道不终，悲痛有之，何足自责？唯有应养亲而逃禅，则是不孝之罪。以上第一款对整个满洲，第二、三款对父母，于是第四款：

    宗室诸王贝勒等，皆系太祖太宗子孙，为国藩翰，理宜优遇，以示展亲，朕于诸王贝勒等，晋接既疏，恩惠复鲜，以致情谊暌隔，友爱之道未周，是朕之罪一也。

    这是对宗室，照文气看，删而未改。"友爱之道未周"下，应有从今连弥补的机会亦没有了，方成自罪的罪状之一。以下两款，可以确信是大改特改，甚至是新增之文：

    满朝诸臣，或历世竭忠，或累年效力，宜加倚托，尽厥猷为，朕不能信任，有才莫展。且明季失国，多由偏用文臣，朕不以为戒，而委任汉官，即部院印信，间亦令汉官掌管，以致满臣无心任事，精力懈弛，是朕之罪一也。

    朕夙性好高，不能虚己延纳，于用人之际，务求其德与己相侔，未能随才器使，以致每叹乏人；若舍短录长，则人有微技，亦获见用，岂遂至于举世无才，是朕之罪一也。

    以上两款，慰抚满员；其下一款，独责刘正宗，疑为保留的末命：

    设官分职，唯德是用；进退黜陟，不可忽视。朕于廷臣中，有明知其不肖，不即罢斥，仍复优容姑息。如刘正宗者，偏私躁忘，朕已洞悉于心，乃容其久任政地，诚可谓见贤而不能举，见不肖而不能退，是朕之罪一也。

    按：自明末延续的南北之争，至顺治初变本加厉，而主之者一为冯铨，一为刘正宗。刘与方拱乾因指认南朝的伪太子王之明一案，结怨更深。辛酉科场案，为刘正宗所煽动操纵，用以荼毒南士，而尤在倾陷方家子。邓文如清诗纪事云：

    正宗当国，有权奸之目，丁酉科场之狱，为其一手把持，与慎交水火。自负能诗，力主历下，与虞山、娄东异帜。挤二陈一死一谪，而独得善终。其诗笔力甚健，江南人选诗多不及之，门户恩怨之见也。

    "慎交"为复社支派之一，丁酉案中有名的吴汉槎，即慎交中人。"历下"指王渔洋；"虞山、娄东"指钱牧斋、吴梅村；二陈一为方以智的儿女亲家陈名夏，一为吴梅村的儿女亲家陈之遴。

    按：丁酉科场案以刘正宗本心，牵涉南闱或北闱的南士，恨不得置之死地；赖小宛之力，流徙已属从轻发落。其后必又以小宛之言，自觉过苛，而又受刘正宗之感，因而在顺治十七年，以魏裔介、季振宜之劾，严办刘正宗。清史列传贰臣传：

    (顺治)十六年，上以正宗器量狭隘，终日诗文自务，大廷议论，辄以己意为是，虽公事有误，亦不置念，降旨严饬，并谕曰："朕委任大臣，期始终相成，以惬简拔初念，故不忍加罪，时加申戒；须痛改前非，移朕优容恕过之意。"十七年二月，应诏自陈乞罢，不允。六月，左都御史魏裔介、浙江道御史季振宜，先后奏劾正宗阴险欺罔诸罪，命"明白回奏"。正宗以"衰老孤踪，不能结党，致撄诬劾"自讼。下王、贝勒、九卿、科道会刑部提问。正宗反复申诉，裔介与振宜共质之。

    结果罪名成立，皆经对质；王公大臣会奏，列其罪状：

    正宗前自陈，不以上谕切责己罪载入疏内，裔介所劾是实。(其一)董国祥为正宗荐举，以降黜之员外越授郎中，后坐贿流徙，正宗不引罪检举，裔介与振宜所劾是实。(其二)

    裔介劾正宗，知李昌祚系叛案有名，累拟内升，今讯称姓名相同，但前此不谙察究，有意朦胧是实。

    正宗弟正学，顺治四年投诚复叛，为李成栋参将，七年复投诚，裔介暗嘱巡抚耿焞题授守备，正宗回奏，只称正学因擒获逆犯，叙功题授，不言从叛情事，饬非讳罪是实。

    裔介劾正宗与张缙彦同怀叵测之心，缙彦为正宗作诗序，词句诡谲，正宗闻劾，即删毁其序，诳云未见，其欺罔罪实应绞。

    奏入，从宽免死，革职逮夺诏命，籍家产一半归入旗下，不许回籍。

    按：刘正宗一案特为列入遗诏，可信其为原文。其时满洲、蒙古及汉大臣之隶属于北派者，已经联结成一条阵线，对江南的高官、士绅及地方百姓展开无情的打击与剥削；但其时还不便明着痕迹，所以仍保留了这一款。

    国用浩繁，兵饷不足，而金花钱粮，尽给宫中之费，未尝节省发施，及度支告匮，每令会议，诸王大臣未能别有奇策，止议裁减俸禄，以赡军饷，厚己薄人，益上损下，是朕之罪一也。

    这一款也可能是原文，亦确是世祖应自责之罪，与下两款应合并而论。

    经营殿宇，造作器具，务极精工，求为前代后人之所不及，无益之地，靡费甚多，乃不自省察，罔体民艰，是朕之罪一也。

    端敬皇后于皇太后克尽孝道，辅佐朕躬，内政聿修，朕仰奏慈纶，追念贤淑，丧祭典礼，过从优厚，不能以礼止情，诸事逾滥不经，是朕之罪一也。

    按：世祖在冲幼时，受孝庄及太宗旧臣之教，以嬉游为晦，作出明朝武宗、熹宗的模样，示无大志，俾免多尔衮猜忌。及至多尔衮既死，世祖已成了一名超级纨绔，习性不易改变，顺治十年以后，既以方孝孺等江南世家子弟作为文学侍从，出入必偕；复又得小宛为妃，因而彻底汉化，而实为彻底江南化，饮食服御、园林车马，无不极端讲究。声色犬马，四字俱全，复又佞佛，以致靡费无度。此中还包含着遗民志士极大的一个计划在内，西施沼吴差足比拟，当在谈康熙时记论，此不赘。

    祖宗创业，未尝任用中官，且明朝亡国只因委任宦寺，朕明知其弊，不以为戒，设立内十三衙门，委用任使，与明无异，以致营私作弊更逾往时，是朕之罪一也。

    以上言端敬之丧及任用宦寺，可确信非原文，此亦正是孝庄及四辅——顾命四大臣力谋改革的重点。按：内十三衙门设立于顺治十年六月底，当时有一上谕，首历数各朝任用宦官之失，而在"历观覆辙，可为鉴戒"之下，一转而为：

    但宫禁役使此辈，势难尽革，朕酌古因时，量为设置，首为乾清宫执事官，次为司礼监、御用监、内官监、司设监、尚膳监、尚衣监、尚宝监、御马监、惜薪司、钟鼓司、直殿局、兵仗局。满洲近臣与寺人兼用。

    较之明朝的十二监、四司、八局，虽少了八个衙门，但重要部门完全保留，所删除的监、司、局，恰恰正是上谕开头所谓"不过阍闼洒扫使令之役"，如明朝的"宝钞司"，如顾名思义，以为印制银票、钱票之类，那就错了，一检明史职官志，会哑然失笑——宝钞司"掌造粗细草纸"，明宫太监、宫女数万，太监小解的姿势与常人殊，亦须用草纸，由于草纸的消耗量特大，所以特设"司"管理制造。又有"混堂司"，职司为"掌汰浴"，俗称浴池为"混堂"即由此来。如有这些衙门，反而贬低了宦官制度的"尊严"，删之反显得权重。

    于此可知，前面斥宦官，以及后面的告诫，"不许"这个，"不许"那个，完全是杜反对者之口的具文。可注意的是"满洲近臣与寺人兼用"这句话。自来研清史者，对于十三衙门的兴发，颇有申论，但常忽略了这"兼用"的一句话。所谓"满洲近臣"即上三旗包衣。但上三旗包衣又何肯以太监自居，而况生理、心理及生活习惯不同，亦难共事。我研究上三旗包衣所组织的内务府，发现跟宦官相争的事实甚多，而合作的迹象极少，一个是顺治十八年二月十五日，世祖既崩一月有余以后，革十三衙门的上谕中，有这样一段话："乃知满洲佟义、内官吴良辅，阴险狡诈，巧售其奸，荧惑欺蒙，变易祖宗旧制，倡立十三衙门"；以及最后"吴良辅已经处斩，佟义若存，法亦难贷"。知佟义早已伏法，而此人显然就是上三旗的包衣，他的职位应该是"乾清宫执事官"，为内十三衙门的首脑；而吴良辅应该是司礼监的秉笔太监。

    另一个迹象是，在明诏革十三衙门的同一天，遣送国师玉林南归，年谱中有"钦差内十三道惜薪司尚公相送"。这尚公当是尚可喜之子。尚可喜有一子名三杰，后来当过内务府大臣；但以年龄而论，可能是尚可喜的次子尚三孝，早期的汉军，亦算"满洲近臣"。

    至于佟义，是否佟养性一家，不得而知；不过"满洲近臣"亦可解释为上三旗的侍卫。但不论侍卫亦好，包衣亦好，都只是为宦官集团所利用。十三衙门通过了乾清宫执事官这条直接上达于帝的途径，便可挟天子以令诸侯，凡属于宫中的一切事务，径取中旨而行。世祖既为一名超级纨绔，亦乐得有这样一个简便的指挥系统，予取予携，尽情挥霍，"经营殿宇，造作器具，务极精工，求为前代后人之所不及"，仅是挥霍一端而已，此外巡幸游宴，佞佛布施，漏卮尚多，加以太监从中侵渔，益成不了之局。

    按：自汉朝以来，财政制度即有内外之分，国库自国库，内府自内府。天子败家之道有三：一黩武；二巡幸游观，土木兴作；三佞佛好道。除了用兵须国库支出以外，二、三两种靡费，大致皆出于内府，不是太糊涂的皇帝，稍加节制，而又无大征伐，财政上的危机不会太深刻。但看世祖罪己所说，"国用浩繁，兵饷不足，而金花钱粮，尽给宫中之费"云云，则内外不分，挥霍国库，危亡可以立待；世祖不死，清祚必促。乃一死而局面顿改，此真有天意在内；当然这也是孝庄主持之功，康熙对祖母的纯孝，确是有由来的。

    汤若望传中有一段说：

    顺治自这个时期起，愈久愈陷入太监之影响中。这一种下贱人民，当在朝代更替的时期，俱都被驱逐出宫，成千成百地到处漂泊，而这时却渐渐又被一批一批收入宫中，照旧供职。这样被收入宫中而又重新扎根筑巢的太监，竟有数千名之多。这些人使那些喇嘛僧徒，复行恢复他们旧日的权势。还要恶劣的，是他们诱引性欲本来就很强烈的皇帝，过一种放纵淫逸生活。

    以上叙述，合两事为一事，乃汤传作者对材料未能充分了解消化所致。所谓两事，一事即十三衙门设立以后，"重新扎根筑巢的太监，竟有数千名之多"，此为顺治十年下半年以后的事；另一事即荣亲王之薨，对世祖的情绪为一大打击，"自这个时期起"，即指此而言。荣亲王的殡葬，还引发了一场新旧派之间的政治争斗。

    汤若望传：

    关于这位皇子殡葬的情形，在以后继续数年的历史中，是我们还不得不屡屡提及的。钦天监内所设之一科，应行按照旧规则，规定殡葬正确地点与吉利之时刻。这一件事情是这一科里办理了的，并且还向朝中上有一份呈报。可是这次殡葬仪式是归满籍之礼部尚书恩格德之所办理，他竟敢私自更改殡葬时刻，并且假造钦天监之呈报。于是这位太子便被在一个不顺利的时刻里安葬。这样便与天运不合了，因此灾殃竟要向皇室降临。这位太子母后的不久崩殂，就是头一次所发生不吉利之事件。此外还有其他两件死亡事件继续发生，这两次事件是我们马上就要叙述的。并且最后甚至皇帝晏驾也都归咎于这次殡葬的舛错。

    按：清史稿汤若望传：

    康熙五年，新安卫官生杨光先叩阍，进所著摘谬论选择议，斥汤若望十谬，并指选择荣新王葬期，误用洪范五行，下议政王等确议。议政王等议：历代旧法，每日十二时，分一百刻，新法九十六刻。康熙三年立春候气，先期起管，汤若望妄奏春气已应参觜二宿，改调次序，四余删去紫炁。天祐皇上历祚无疆，汤若望只进二百年历。选择荣亲王葬期，不用正五行，反用洪范五行，山向年月，并犯忌杀，事犯重大自是废新历不用。圣祖既亲政，以南怀仁沿理历法，光先谴黜，时汤若望已前卒。

    康熙初年的历法之争，为新旧两派冲突的焦点，当留在康熙朝来谈；此处可注意的是，生甫三月的殇子，照子平之术来说，可能尚未"起运"，而殡葬建墓园，选择葬期，讲究"山向"，实同庸人自扰。吴梅村"赞佛诗"："南望仓舒坟，掩面添凄恻"，证以汤若望传所记，信其为实录。世祖之决意逃禅，由爱子、宠妃相继夭逝之刺激，确为实情。他本来是感情极其丰富的人，在爱子既殇，而小宛又因殇子抱病时，变得有些歇斯底里。

    ***

    顺治十六年郑成功登陆，沿江列郡，除安庆外，几乎都已收复，义师直逼金陵时，汤若望记世祖的感情状态，为一段极珍贵的史料：

    当这个噩耗传至北京，胆怯的人们已经为首都的安全惊惧了起来。皇帝完全失去了他镇静的态度，而颇欲作逃回满洲之思想。可是皇太后向他加以叱责，她说，他怎么可以把他的祖先们以他们的勇敢所得来的江山，竟这么卑怯地放弃了呢？

    他一听皇太后的这话，这时反而竟发起了狂暴的急怒了。他拔出他的宝剑，并且宣言为他决不变更的意志，要亲自去出征，或胜或死。为坚固他的这言词，他竟用剑把一座皇帝御座劈成碎块。他要照这样对待一切人，只要他们对于他这御驾亲征的计划说出一个"不"字来时。皇太后枉然地尝试着，用言词来平复皇帝的这暴躁。她扯身退去，而另遣派皇帝以前的奶母，到皇帝前劝诫皇帝，因为奶母是被满人敬之如自己生身母亲一般的。这位勇敢的奶母很和蔼地向他进劝。可是这更增加了他的怒气。他恐吓着也要把她劈成碎块，因此她就吃了一惊地跑开了。

    各城门旁已经贴出了官方的布告，晓谕人民，皇上要亲自出征。登时全城内便起了极大的激动与恐慌，不仅仅在老百姓方面，因为他们不得不随同出征；就是在体面的人们，也是一样的在激动恐慌。因为皇上在疆场上一旦遇到不幸——这可是因他的性格的暴烈，极有可能的——那么满人的统治，就又要受危险了。

    按：顺治十六年夏，郑成功自海入江，下镇江、薄金陵，为明朝恢复的唯一良机，惜以战略战术的错误，功败垂成。此为顺治朝的一件大事，而与董小宛所代表的背景有密切关系，不能不附带一谈。兹先录"蒋录"是年五、六、七月间的记载：

    五月壬申，浙江总督赵国祚奏，官兵自永嘉、泰顺、青田等处进剿海寇，俱多斩获。

    戊寅，浙江巡抚佟国器奏："臣同总督赵国祚、昻邦章京柯魁、梅勒章京夏景梅、提督田雄、水师总兵常进功等，统满汉兵追击郑逆，直抵衙前，贼渠奔遁，又败之于定关等处，焚斩甚多。"

    辛巳，浙江总督赵国祚汇报官兵剿杀郑逆成功，得旨，此奏内准据各官塘报，或称砍死海贼无算，或称打落淹水无算，及坏贼船，打死劫粮贼众，动曰不可胜计，或称获刀枪旗牌等物焚毁，或称生擒贼二三名不等斩讫，俱无的据，着确察议奏，凡各官塘报捷功，必临阵斩获若干，所获马匹器械若干，攻克城池营寨若干，确实有据，始可言功，若泛言斩获，及城池失守，贼去即称恢复，皆系饰词铺张，深为可恶。

    常见明末行间奏报，辄云杀死无数，获器械无算，掩败为功，相为欺罔，以致误国，今乃仍踵陋习，每多希功请叙，倘沿袭不改，必致贻误封疆，着即通行严饬，以后再有此等奏报者，定治以罔上冒功之罪，不贷，兵部知道。

    六月己亥谕兵部，大阅典礼，三年一行，已永著为例，数年以来，尚未修举，今不容再缓，着即传谕各旗官兵，整肃军容，候秋月朕亲行阅视。

    传谕举行大阅典礼，即汤传所记世祖欲亲征，而且已"贴出了官方布告，晓谕人民，皇上要亲自出征"。"蒋录"谓"秋月亲阅"，为后世所改，并非实录。

    当郑成功的海上楼船浩浩荡荡由舟山北指，张苍水亦以义师相从，入晋江抵崇明岛，清朝总兵梁化凤敛兵坚守。张苍水以崇明为江海门户，主张先取之以为"老营"。这是进可攻、退可守的稳扎稳打之计，但郑成功自信过甚，贪功太切，决定径取瓜洲，截断梁化凤的粮道，则崇明不攻而自破。此为一误；及至六月中，既下京口，又有一误。清史稿补编郑成功载记一记：

    甘辉进计曰："南都完固，不可骤攻。今据瓜洲，则山东之师不下；守北固，则两浙之路不通；扼芜湖，而江、楚之援不至。且分兵镇其属县，手足既断，腹必自溃，此长策也。"潘庚钟亦曰："未可骤进，当暂守瓜镇，分据维扬，扼其咽喉，收拾人心，观衅而动；北堵清兵不下，断其粮道，两月之间，必生内乱，此曹操之所以取胜于官渡也。"冯澄世亦言进取不易。成功独排众议曰："不然，时有不同耳！昔汉祚改移，群雄分据，故曹常以胜算制人。我朝历年三百，德泽已久，不幸国变，百姓遭殃，大兵一至，自然瓦解。恢复旧京，号召天下豪杰，千载一时也。若老其师，敌之援兵四集，前后受敌，我势岂不自孤？昔太祖得廖永忠，谕通海水师夺采石，取金陵，破竹摧枯，正贵神速耳。"遂于七月布檄各镇，悉师薄金陵。

    以下为东华录记七月间事：

    六月壬子，海寇陷镇江府。

    秋七月丁卯，命内大臣达素为安南将军，同固山额真索洪、护军统领赖塔等，统领官兵，征剿海逆郑成功。

    丙子，海寇犯江南省城。

    庚辰，漕运总督亢得时闻海寇入犯江宁，出师高邮，自溺死。

    江宁之战经过，双方说法不同，兹先记江南总督郎廷佐的奏报：

    海寇自陷镇江，势愈猖獗，于六月二十六日逼犯江宁，城大兵单，难于守御，幸贵州凯旋梅勒章京噶褚哈等密商，乘贼船尚未齐集，当先击其先到之船，喀喀木、噶褚哈等发满兵，乘船二十艘，于六月三十日两路出剿，击败贼众，斩级颇多，获船三十艘，印二颗。至七月十二日，逆渠郑成功亲拥战舰数千，贼众十余万登陆，攻犯江宁城外，连下八十三营，络绎不绝，安设大炮、地雷，密布云梯，复造木栅，思欲久困，又于上江、下江以及江北等处分布贼船，阻截要路。臣与喀喀木等昼夜固守，以待援兵协剿。至七月十五日，苏松水师总兵官梁化凤亲统马步官兵三千余名至江宁。

    援兵唯一的主力为梁化凤的三千余人，此外最多不过金山营的一千人，其他各路赴调者，合计亦不过千，连同八旗之师，总共一万人；而郑成功所部号称十七万，这当然是有虚头的，但即令只是半数，与清军相较，亦为八与一之比。同时张苍水率所部进据上游芜湖，以扼川楚援师；除安庆外，沿江郡县"上印"者三十七，声势大张。郑成功此时如能一鼓作气，进攻西、北诸门，从任何一点来看，都无不克之理，谁知因循自误。载记又记：

    (七月)十七日，各提督、统领进见，甘辉曰："大师久屯城下，师老无功，恐援虏日至，多费一番工夫。请速攻拔，别图进取。"成功谕之曰："自古攻城掠邑，杀伤必多，所以未即攻者，欲待援虏齐集，必扑一战，邀而杀之。"云云。

    其时义师屯狮子山下，列营凤仪门(今挹江门)外；清军则以狮子山为屏障，立三营于神策门之西的钟阜门。延至二十三日，义师尚无动静，清军乃冒险出击。

    郎廷佐奏报云：

    七月二十三日派满兵堵贼诸营，防其应援，遂发总督提督两标绿营官兵，并梁化凤标营官兵，从仪凤、钟阜二门出剿。贼踞木栅，并力迎敌；我军各将领，奋不顾身，冒险先登，鏖战良久，阵擒伪总领余新，并斩伪总兵二员，击死贼众无算。至晚收军，臣等又公议，满洲绿旗官兵悉出击贼，恐城内空虚，留臣守城，其喀喀木、噶褚哈、马尔赛、梁化凤等由陆路进；汉兵提督管效忠、协领扎尔布巴图鲁、费雅住巴图鲁、臣标副将冯武卿等，由水路进。各统官兵次日五鼓齐出，贼已离营，屯扎高山，摆设挨牌火炮，列阵迎敌，我兵自山仰攻，鏖战多时，贼始大败。生擒伪提督甘辉，并伪总兵等官，阵斩贼众不计其数，烧毁贼船五百余只，余孽顺流败遁。喀喀木、噶褚哈等复领水陆两路官兵疾追至镇江、瓜洲，诸贼闻风乘舟而遁。

    其实此战全为梁化凤的功劳：先则约降，以为缓兵之计；继而穴城奇袭，破人家门户作通路。余新既受其愚，复不能警惕，当此时也，居然在火线上做生日，致为梁化凤所乘。兵败如山倒，至二十八日，清军已大获全胜而回军金陵。张苍水所部亦受牵连，不能不向安徽霍山一带遁走，逾年始得复归舟山。

    郑成功曾执贽钱牧斋称弟子，自北征之役始，至郑成功抑郁以殁，钱牧斋先后为赋后秋兴一百零八首，编为投笔集。细看钱诗，再看张苍水诗文，始知郑成功徒负英雄之名，将略颇成问题。而张苍水于此役厥功甚伟，为郑成功所误，前功尽弃；而后世但知郑成功为"失败的英雄"，殊不知此五字唯苍水足以当之。

    关于北征之役，海上义师与金陵守卒强弱之形悬绝霄壤，而何以由大胜而大败，其间因果，殊不分明。此因后世记其事者，多为郑隐饰曲讳之故；张苍水北征得失纪略，身在局中，所记虽不免稍有夸饰，但为实录则无疑。亦唯有看此纪略，才能明了胜何由胜、败何由败。兹分段引录纪略并加解释，以存真相，亦为埋没已久的张苍水吐气。

    岁在己亥，仲夏，延平藩全军北指，以余练习江上形势，推余前驱。抵崇明，余谓延平："崇沙乃江海门户，且悬洲可守，不若先定之为老营。"不听。

    按：清史稿补编郑成功载记记此较苍水为详，已略见前述。载记论断："崇明为江海门户，进出锁钥，乃进退应据之地，虽费时费力，亦必力争，因其有战略上特殊价值之故；乃成功以清军坚守，遂舍而不攻，绕道直取瓜洲，在当时固收胜利之速效，迨围困金陵之际，崇岛即挥兵由后驰援，此予郑军精神之威胁极大，北伐之败，实先伏机于此。"大致不误。但不攻而围，监视梁化凤的三千兵，使不得越雷池一步，则又何能自江南间道驰援金陵？成功将略之疏，于此可见。

    既济江，议首取瓜步。时虏于金焦间以铁索横江，夹岸置西洋大炮数百位，欲遏我舟师。延平属余领袖水军，先陆师入。余念国事，敢爱驱命，遂扬帆逆流而上。次炮口，风急流迅，舟不得前。诸艘鳞次且进且却，两岸炮声如雷，弹如雨，诸艘或折樯，或裂帆，水军之伤矢石者，且骨飞而肉舞也。余叱舟人鼓棹，逆入金山；同艨数百艘，得入者仅十七舟，而本辖则十三。嘻！危哉。次早，藩师始薄瓜城，一鼓而歼满、汉诸虏殆尽，乘胜克其城。

    此记情状如见。"本辖十三"者，得突破防御工事入金山的"十七舟"中；十三艘为张苍水的浙东义师，郑部仅得四舟。清军本以铁索横江，巨炮夹岸为守，此关既破，下二三灯火的瓜洲，摧枯拉朽，何足言功？

    延平既欲直取石头，余以润州实长江门户，若不先下，则虏舟出没，主客之势殊矣，力赞济师铁瓮，而延平犹虑留都援骑可朝发而夕至也。余谓："何不遣舟师先捣观音门，则建业震动，将自守不暇，何能分援他郡？"延平意悟，即属余督水师往，且以直达芜湖为约。

    "石头"、"建业"为金陵别称；"润州"、"铁瓮"，皆指镇江。"观音门"在金陵城北燕子矶之西。读史方舆纪要引金陵记云："幕府山东有绝壁临江，梯磴危峻，飞槛凌空者，宏济寺也；与宏济寺对岸相望，翻江石壁，势欲飞动者，燕子矶也，俱为江滨峻险处。"镇江水师，经黄天荡而来，首先到达的攻击点即是观音口；控制了观音口即控制了燕子矶，金陵守军失此险处，自感威胁，义师便达到了牵制的目的。

    夫芜湖，固七省孔道，商贾毕集，居江楚下游，为江介锁钥重地。况逾金陵、历采石，悬军深入，此不可居之功也。余一书生耳，兵复单弱，何能胜任！虽然，倡义之谓何？顾入中原而不图恢复耶？余何敢辞？于是海舟行迟，余易沙船牵挽而前。

    按："七省"者：江苏、浙江、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东。张苍水自以为不可为而为之，哪知民心所向，成就出人意表。

    未至仪真五十里，吏民赉版图迎王师。盖彼邦人士知余姓名有素，故遮道来归。迄余抵仪真，先一夕延平已遣李将军单舸往抚。余辄欲引去，阖郡士民焚香长跪雨中，固邀余登岸。不获已，登江滨公署，延见慰谕之。众以李将军无兵，恐虏骑突至，则无以捍牧圉，咸稽首留余保障；余迄不可，遂行。

    舟次六合，得报藩师已于六月二十四日复润州。余计润城已下，藩师由陆逐北，虽步兵，皆铁铠，难疾趋，日行三十里，五日亦当达石头城下，即作书致张茂之，谓："兵贵神速，若从水道进师，巨舰逆流迟拙，非策！"余恐后期，因昼夜牵缆，士卒瑟瑟行芦荻中，兼程而行。

    按："李将军"为李顺，在郑成功左右，其职司类如督抚的中军；"张茂之"名英，为郑成功的先锋。

    抵观音门乃六月二十八日也。不意藩师竟从水道来，故金陵得严为之备。余舣棹观音门两宿，藩师战船无一至者。余乃驾轻舟数十，先上芜湖，而身为殿，泊浦口。

    按：据郎廷佐奏报："海寇于六月二十六日逼犯江宁，城大兵单，难于守御。"即指张苍水的少数部队而言；泊观音门两宿，而金陵清军不敢出击，可知兵力空虚。如郑成功得镇江后能遣一军自陆路兼程驰抵南京，截断要路，则郎廷佐投降，亦非不可能之事。

    七月朔，虏侦我大艅尚远，遂发快船百余载劲虏，侵晨出上新河，顺流而下，击棹如飞。余左右不满十舟，且无风，战不利，几困；忽一帆至，则余辖下犁艚也。余即乘之复战，后艅续至，虏始遁去，而日已曛矣。

    按：此即郎廷佐奏报中所谓"六月三十日，两路出剿"之战，一就出发之时而言，一就接战之日为准，故有日期上的参差。

    至于战船，一谓二十，而获敌船亦二十；一谓"快船百余载劲虏"，而"左右不满十舟"，皆不免炫其以寡敌众。但规模极小，亦可想见，充其量只是百把条快艇之战。"艚"为小船，"犁艚"即有舵的小船，当然此"小船"系与艨艟巨舰相对而言，既可张帆，大致与运河中的漕船相仿。

    诘朝，整师前进，虏匿不出。余部曲驰报江浦已破，盖余方与虏对垒也，先一哨越浦口旁掠，止七卒抵江城，城中虏骑百余开北门遁，七卒遂由南城入，亦一奇也。

    以七卒而克一城，确为一奇，义师的声威，清军的怯弱，都可想见；这样好的机会，轻轻放过，三百年后，犹为扼腕。

    捷闻，延平止余毋往芜关，而且扼浦口，以抚江邑。此七月初四日事也。

    按：此为郑成功仍缺乏自信，所以想借重张苍水在江宁外围助战。

    翌日，延平大军亦抵七里洲，正商量攻建康，而余所遣先往芜湖诸将捷书至，芜城已降矣。尔时上游声灵丕振，而留都守御亦坚；延平谓余："芜城又上游门户，倘留都不旦夕下，则江楚之援日至，知非公不足办此。"余谦让至再，延平但促余旋发。于是率本辖戈船以行，而幕府之谋，自此不复与闻矣。

    按：张苍水为郑成功的监军，至此，各自为战。据郎廷佐奏报，郑成功于七月十二日始到江宁；而据张记，则郑于七月初五已到江宁对岸的七里洲，而梁化凤于七月十五领兵赴援。此十日之间不能攻克江宁，足以坚清军固守之志。

    七日，抵芜城。传檄诸郡邑，江之南北，相率来归，郡则太平府、宁国、池州、徽州；县则当涂、芜湖、繁昌、宣城、宁国、南宁、南陵、太平、旌德、贵池、铜陵、东流、建德、青阳、石埭、泾县、巢县、含山、舒城、庐江、高淳、溧水、溧阳、建平；州则广德、无为以及和阳。或招降，或克复，凡得府四、州三、县二十四焉。

    按：张苍水其时所获之地，西至舒城，西南至贵池，直逼安庆，由此迤逦往东，自石埭、太平、旌德至宁国府，凡芜湖以南的繁昌、南陵、铜陵、青阳、泾县、宣城都包括在内，皖南已有其半；自宁国以上，广德、建平、高淳、溧阳、溧水，亦都在握。如果郑成功自镇江发兵，首取丹阳，沿茅山南下，经金坛而至溧阳，则北控长江、东断运河，苏常震动，不战可下；江宁自亦无法坚守；而浙江既有浙东义师，必归掌握。以东南财赋之区，足可自成局面。至于张苍水，以微薄兵力，能拥一此片广大土地，则自有道理在：

    先是，余之按芜也，兵不满千，船不满百，唯以先声相号召、大义为感孚，腾书缙绅，驰檄守令。所过地方，秋毫不犯；有游兵闯入剽掠者，余擒治如法，以故远迩壶浆恐后。即江、楚、鲁、卫豪雄，多诣军门受约束，请归隶旗相应。余相度形势，一军出溧阳，以窥广德；一军镇池郡，以扼上游；一军拔和阳，以固采石；一军入宁国，以逼新安。而身往来姑熟间，名为驻节鸿兹，而其实席不暇暖也。

    此战略即稳固沿江各郡而东取浙赣，南窥徽州，而以九江为主要目标，其得力在军纪严明。相形之下，郑成功的表现，令人失望：

    余日夜部署诸军，正思直取九江。然延平大军围石头城者已半月，初不闻发一簇射城中；而镇守镇江将帅，亦未尝出兵取旁邑。如句容、丹阳，实南京咽喉地，尚未扼塞，故苏、常援虏得长驱入石头。余闻之，即上书延平，大略谓："顿兵坚城，师老易生他变；亟宜分遣诸帅，尽取畿辅诸郡。若留都出兵他援，我可以邀击歼之；否则，不过自守虏耳。俟四面克复，方可以全力注之，彼直槛羊、阱兽耳。"无何，石头师挫。缘士卒释戈而嬉，樵苏四出，营垒为空；虏谍知，用轻骑袭破前营，延平仓卒移帐。质明，军灶未就，虏倾城出战，军无斗志，竟大败。

    由此可见，郑成功的部队毫无训练，义师竟如乌合之众。而郑成功的统御能力，根本大成问题，结果累及浙东义师：

    时余在宁国府，受新都降。报至，遽返芜，已七月二十九日矣。初意石头师即偶挫，未必遽登舟；即登舟，未必遽扬帆；即扬帆，必且复守镇江。余故弹压上游，不少退。而虏酋郎廷佐、哈哈木、管效忠等遗书相招，余峻词答之。太平守将叛降于虏，余又遣兵复取太平，生擒叛将伏诛。然江中虏舟密布，上下音信阻绝。余遣一僧赍帛书，由间道款延平行营，书云："兵家胜负何常，今日所恃者民心耳！况上游诸郡俱为我守，若能益百艘相助，天下事尚可图也。倘遽舍之而去，如百万生灵何！"讵意延平不但舍石头城去，且弃铁瓮城行矣！

    如张苍水所言，郑成功的居心殆不可问。就其前后对张苍水的态度来看，始则用之为前驱；及张声威大震，所向有功，曾未闻有一旅之援，亦未闻有桴鼓之应，妒功之心，殊为显然。及其石头小挫，顿成大创，果然心目中尚有一同仇敌忾的张苍水在，亦当呼援就商，而并此亦无，已出情理之外；及至张苍水遣使间道致书，请"百艘相助"，而竟不报，辎重舟楫宁愿委敌，不愿资友，无异明白表示："我不能成功，亦绝不能让你成功！"按：此非张苍水诿过之言、苛责之词，因北征得失纪略作于"永历十三年嘉平月"，即顺治十六年冬天，张苍水辗转回至浙东时。纪略既成，自必传钞各方，倘为诬词，郑成功必当反驳；而远未见有异辞，可以反证纪略为纪实。

    以下张苍水自记其处变经过：

    留都诸虏，始专意于余，百计截余归路，以为余不降，必就缚。各将士始稍稍色变，而刁斗犹肃然。余欲据城邑，与虏格斗，存亡共之；复念援绝势孤，终不能守，则虏必屠城，余名则成，于士民何辜？而辖下将士家属俱在舟，拟沉舟破釜，势难疾驰；欲冲突出江，则池州守兵又调未集。忽谍报：虏艘千余已渡安庆。余虑其与虏值，众寡不敌。因部勒全军，指上游，次繁昌旧县。池兵亦至，共议进退，咸言："石头师即挫，江、楚尚未闻也，我以艨艟竟趋鄱阳，号召义勇，何不可者？若江西略定，回旗再取四郡，发蒙振落耳。"乃决计西上。

    按：安庆未下，为清军得以转危为安的一大关键。否则直下九江，舟师由湖口一入鄱阳，浙东义师可以自成局面，一部清史，或当改写。

    八月初七日，次铜陵。海舟与江舟参错而行，未免先后失序。余一军将抵乌沙峡，而后队尚维三山所，与楚来虏舟果相值。余横流奋击，沉其四舟，溺死女真兵无算。以天暮，各停舟。夜半，虏舟遁往下流，炮声轰然。辖下官兵误为劫营，断帆解缆，一时惊散，或有转芜湖者，或有入湖者。西江之役，已成画饼矣。

    顾虑城破累及士民，而有不忍之心，此为妇人之仁，根本不宜于带兵打仗。项羽以此而败，张苍水腹饱诗书，岂不知其理？知而终不能改，此所以书生不可典兵。一误又有以下再误。

    余进退维谷，遂沉巨舰于江中，易沙船，由小港至无为州。拟走焦湖，聚散亡为再举计。适英、霍山义士来遮说："焦湖入冬水涸，未可停舟；不若入英、霍山寨，可持久。"余然之。因尽焚舟，提师登岸。至桐城之黄金弸，有安庆虏兵驻守。此地乃入山隘口，余选锐骑驰击之，夺马数十匹，杀虏殆尽。遂由奇岭进山，一望皆危峰峭壁矣。余辖下将士素不山行，行数日，皆趼；且多携眷挈辎，日行三十里。余禁令焚弃辎重，而甲士涉远多疲。余虽知必有长坂之败，而赴义之众何能弃置？亦按辔徐行。

    按：焦湖即巢湖。既累于眷属，当知入山必非所宜。结果单骑突围，由安庆、池州，经徽州入浙东，绕一个大圈子，隆冬始达舟山附近的宁海。间关百折，跋涉两千余里，艰辛万状，无复人形。有生还五律四首，其第二首云：

    痛定悲畴昔，江皋望阵云。

    飞熊先失律，骑虎竟孤军。

    卤莽焚舟计，虺汗马勋。

    至今频扼腕，野哭不堪闻。

    自悔焚舟失计；而以结句看，则义师眷属，非死即被掳。而此时之满汉，非三国之魏蜀，结局远较"长坂之败"为悲惨，亦是可想而知之事。

    后二年辛丑，即顺治十八年，张苍水又有感事四首：

    箕子明夷后，还从徼外居。

    端然殊宋恪，终莫挽殷虚！

    青海浮天阔，黄山裂地虚。

    岂应千载下，摹拟列扶余？

    闻说扶桑国，依稀弱水东。

    人皆传燕语，地亦辟蚕业。

    荜路曾无异，桃源恐不同。

    鲸波万里外，倘是大王风。

    田横尝避汉，徐福亦逃秦。

    试问三千女，何如五百人？

    槎归应有恨，剑在岂无嗔！

    惭愧荆蛮长，空文采药身。

    古曾称白狄，今乃纪红夷。

    蛮触谁相斗，雌雄未可知。

    鸠居粗得计，蜃市转生疑。

    独惜炎洲路，春来断子规。

    此为郑成功取台湾而作。全谢山所辑张苍水年谱，于康熙元年纪"公有得故人书至台湾诗"，下云："延平以长江之败丧师，自度无若国朝何，以得台湾为休息之计，故不听相国之言。""国朝"指清朝，"相国"指苍水。当郑成功与荷兰（红夷）相持不下时，遣参军罗纶，早返厦门，其言如此："古人云：'宁进一寸死，无退一寸生。'使殿下奄有台湾，亦不免于退步；孰若早返思明，别图所进哉！昔年长江之役，虽败犹荣；倘寻徐福之行踪，思卢敖之故迹，纵偷安一时，必诒讥千古，观史载陈宜中、张世杰两人褒贬，可为明鉴。夫虬髯一剧，只是传奇滥说，岂真有扶余足王乎！若箕子之君朝鲜，又非可语于今日也。"

    感事期望郑成功为田横而勿为徐福，期望未免过高。原句作"童女三千笑，孤儿五百嗔"。田横五百壮士集体自裁，身后未闻有何孤儿，则此"孤儿"实兼用"东林孤儿"故事，意谓黄梨洲辈亦不以郑成功的举动为然。

    按：顺治年间用兵的主要对象为西南；经略洪承畴一直不愿对永历施以过重的压力，意中似有所待。及至顺治十六年秋，郑成功功败垂成，知事不可为，东南之患既解，必以全力经营西南，永历虽已入缅，亦终难免，因而以目疾乞解任回京，原因即在不愿为陈洪范第二。至于吴三桂，起先亦不大起劲，及至郑成功思为海外扶余，知道他已失恢复中原的大志，清朝终于可以立定了，方始与爱星河积极进兵，贿通缅甸土著，于康熙元年将永历骗至昆明，四月间遇害。凡此铜山崩，洛钟东应的因果关系，为论史者所不可思。郑成功如仍守厦门，力图进取，不仅牵制清军，亦系遗臣志士之望，关系甚重，此所以张苍水阻郑成功入台；而当永历遇害的噩耗一传，郑成功旋于五月间病殁，殆深悔失计，抑郁而终。全辑郑谱，康熙元年述张苍水瓯行志慨诗，加按语云：

    是诗为延平世子(按：郑经)而作。岛事自延平殁后，世子无意西出，亲族、兵将大都望风投款以封爵。于是朝议锐意南征，合红毛夷夹攻，郑人退守铜山。官军入岛，堕中左、金门两郭，收其妇女、宝货而北，两岛之民烂焉。世子入台郡，分诸将地，颇有箕裘之志，度曲征歌，偷安岁月，军不满千，船不满百，兵甲戈矛一切顿阙。相国两诗，深有慨乎言之矣！

    总之，郑成功生平如果脱出政治上号召的意义，纯就史家的眼光来看，尚需另作评价。此处仅就张苍水的志节作一归宿。全谢山传张苍水云：

    初，公之航海也，仓卒不得尽室以行，有司系累其家以入告。世祖以公有父，弗籍其家，即令公父以书谕公。公复书曰："愿大人有儿如李通，弗为徐庶；儿他日不惮作赵苞以自赎。"公父亦潜寄语曰："汝弗以我为忧也！"壬辰，公父以天年终，鄞人李邺嗣任其后事。大吏又强公之夫人及子以书招公，公不发书，焚之。己亥，始籍公家，然犹令镇江将军善抚公夫人及子而弗囚也。呜呼！世祖之所以待公者如此，盖亦自来亡国大夫所未有，而公百死不移，不遂其志不已，其亦悲夫！

    按：此文中前之所谓"世祖"，实指多尔衮。其时世祖方幼，尚未亲政。己亥为顺治十六年。金陵之役以后，方始抄家。而世祖之遇亡国大夫格外优厚者，因为汉化已深，基本上是同情甚至佩服遗民志士的。

    于是浙之提督张杰惧公终为患，期必得公而后已。公之诸将孔元章、符瑞源等皆内附，已而募得公之故校，使居舟山之补陀为僧，以伺公。会公告籴之舟至，以其为校，且已为僧，不之忌也。故校出刀以胁之，其将赴水死；又击杀数人，最后者乃告之，曰："虽然，公不可得也。公畜双猿以候动静，舟在十里之外，则猿鸣木杪，公得为备矣。"故校乃以夜半出山之背，攀藤而入。暗中执公，并子木、冠玉、舟子三人；七月十七日也。

    按："补陀"即普陀。时张苍水避居舟山外海，属于浙江南田县所辖的一小岛，名为悬岙。此"故校"，据鲁春秋记为宁波人孙惟法；"将"则吴国华；"子木"即罗纶；"冠玉"姓杨，为张苍水乡人子，故家后裔，父母双亡，从张苍水于海上，临刑时，当事者见其年幼，怜而欲释，杨冠玉表示义不独生，竟延颈就刃。

    十九日，公至宁，杰以轿迎之，方巾葛衣而入。至公署，叹曰："此沈文恭故第也，而今为马厩乎？"杰以客礼延之，举酒属曰："迟公久矣！"公曰："父死不能葬、国亡不能救，今日之举，速死而已！"数日，送公于杭，出宁城门，再拜叹曰："某不肖，有负故乡父老二十年来之望！"

    又"阙名"著兵部左侍郎张公传，记此更翔实而生动：

    甲辰秋，逻者获二卒为导，突往执之。被执登舟，所畜一小猴相向哀鸣，跃入水死。至郡城，提督张待以客礼；角巾葛衣，舆而入。张曰："张先生何以屡邀而不至？"答曰："父死不葬，不孝；国难无匡，不忠。不孝、不忠，羞见江东！"劝之降，不答。次日，送之赴省，前此投诚诸将卒者几千人，齐声号恸。煌言神色自若，出西门，曰："姑缓！"望北四拜，辞阙也；望郭门四拜，辞乡也。随与岸上送者拱手而别。登舟，左右翼而行，虑其赴水；笑曰："无庸！此非我死地！"

    按：此为目击者所记，故推断"阙名"当为万斯同。万氏兄弟与张苍水交好；斯同生于崇祯十六年，康熙三年为廿二岁，当亲见张苍水从容就义，故所记如此。斯同复应聘入史馆，恐有所触忌，遂致&qu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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