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法解

p;君主，专擅生杀，据有威势，掌握令行禁止的大权来驾御他的群臣，这就是为君之道。人臣，处在下位，奉行君令，严守本身职责，做好分内工作，这就是为臣之道。君行臣道则陷于混乱，臣行君道则陷于危亡。所以，上下没有分别，君道与臣道混同，是乱国的根本。所以，明法篇说：“君臣共道则乱。”    人臣之所以惶恐而谨慎地事奉君主，是因为要求生存怕死。假使人们都不要求生存，都不怕死，那就无法控制了。生杀之权专在大臣之手，而君主不危亡的事，是没有的。所以，国家治乱如不决定在法度，而是由重臣决定；生杀权柄如不掌握在君主自身，而是旁落在下面，这就是寄生的君主。所以，为人君主专愿把权势送给别人，就一定有被劫杀的忧患；专愿把法度送给别人，就一定有乱亡的祸事。这些都是亡国之君所走的道路。所以，明法篇说：“专授则失。”    凡是身为君主而不得行其政令，法度废驰而对群臣放任，威严已经丧尽，权势已被剥夺，政令发不出去，群臣不为所用，百姓不为所使，国内的民众不能为所控制，那么，国就不是属于他的国，民也不是属于他的民。这种情况，乃是被欺灭君主的世道。所以；明法篇说：“令本不出谓之灭。”    明君的做法，接触下层人士不等待贵臣介绍，进用国家大臣不依靠左右进言，对百官的联系是顺畅的，对群臣的了解是明白的。对受罚的，君主明见他的罪；对受赏的，君主知道他的功。所见与所知没有谬误，所赏与所罚没有差错。因为他有不受蒙蔽的办法，所以没有被“堕遏”的忧患。昏君就不是如此，他的法令通不到人民群众，被疏远隔绝而不得了解情况。这种状况，乃是被壅遏的君主的世道。所以，明法篇说：“令出而留谓之壅。”    人臣之所以能弄权行恶，是因为揽夺君权。人臣中一有揽夺君权的，君令就不能贯彻，下情就不能上通。以人臣的力量，就能隔离在君臣之间，使好坏的情况不得发表，祸福的事例不得通报，人君迷惑而无从觉悟，这种情况，便是被闭塞的君主的世道。所以，明法篇说：“下情不上通谓之塞。”    明君，多听独断，听取意见的门户是很多的。对群臣的政策，也要求下级可以提醒上级，贱者可以评说贵者。所以奸臣不敢对他欺骗。昏君则不然，了解情况没有办法，裁决事情又不用参考验证。所以，无能的人上来，邪曲之臣专政，君主的视听被蒙蔽阻塞，忠臣想要设谋进谏的，又不得进用。这种情况，乃是被侵夺的君主的世道。所以，明法篇说：“下情上而道止谓之侵。”    人君治国，没有不具备法令和赏罚的。所以，法令明确而赏罚规定得当，君主就尊显而不出奸臣；法令错误而赏罚规定不当，群臣就一方面行私而蔽塞君主，另一方面结党而劫杀君主。所以，明法篇说：“灭、塞、侵、壅之所生，从法之不立也。”    法度，是君主用来控制天下而禁止奸邪的，是用来统治海内而事奉宗庙的。私意，是可以产生祸乱、滋长奸邪而危害公正原则的，是可以蒙蔽君主、丧失正道而导致危亡的。法度得行则国治，私意得行则国乱。英明君主，虽对自己心爱的人，无功也不赏；虽对自己憎恶的人，无罪也不罚。按照法度规程来检验得失，与法度无关的事是不留意的。所以，明法篇说：“先王之治国也，不淫意于法之外。”    明君治国，总是根据恰当合适的原则，执行正确道理。所以，对于当赏的，群臣不得推辞；对于当罚的，群臣不敢逃避。赏功罚罪，本来是为天下兴利除害的。杂草不铲除，就危害庄稼；盗贼不惩治，就伤害良民。如果弃公法而行私惠，那就等于便利奸邪而助长暴乱了。因为行私惠而赏了无功的人，就等于让人民贪图侥幸而谋求向上讨好；行私惠而赦了有罪的人，就等于让人民轻慢君主而轻易为非作歹。弃公法而行私意，明君是不肯干的。所以，明法篇说：“不为惠于法之内。”    大凡君主没有不要求人民效力的。使人民效力，就必须建立法度而推行政令。所以治理国家使役人民莫如有法，禁止淫乱抑制暴行莫有刑。贫者并非不愿意夺取富者的财物，然而他不敢，是法度不让他夺；强者并非不能施加暴行于弱者，然而他不敢，是畏惧法度的惩治。所以，百官的工作，都按法度检查，奸邪就不会产生；暴慢之人，都用刑律惩治，祸乱就起不来；群臣并进，都用政策来驾御，私术就无法建立。所以，明法篇说：“动无非法者，所以禁过而外私也。”    君主之所以能控制臣下，靠的是权势。所以，权势旁落在下，君就被臣控制；权势掌握在上，臣就被君控制。一个被蒙蔽的君主，并不是谁堵塞和封守着他的门户，然而他令不能行、禁不能止、所要求的什么也得不到，就是因为丧失了权势的缘故。所以，权势独揽在君主手里，群臣就畏惧恭敬；法度政令由君主独自决定，天下就服从听命。如果权势分散于臣下，命令就无法推行；法度政令产生于臣下，百姓就不会听命。所以，明君治理天下，坚持独揽权势，而不与臣下共分；坚持独定法度政令，而不许出自臣下。所以，明法篇说：“威不两错，政不二门。”    明君，统一法规，建立准则，而且坚决地维护它们。所以，命令一下人民就服从。法，是天下的规程，万事的准则。执法官吏，是牵制着人民生命的。所以明君治国，对于阻碍法令的就罚。这样，依法治罪，人民受死也无所抱怨；依法量功，人民受赏也不必感恩。这些都是按照法度处理事情的功效。所以，明法篇说：“以法治国，则举错而已。”    明君，握有一种法度的控制力量，所以群臣都出于正确的治理而不敢行恶。百姓也理解君主是依法办事的，所以官吏对他们的派使，合法则服从，不合法则抵制不动。人民用法度和官吏互相牵制，下面凭法度与上面办理事务。所以奸诈的人不能欺骗君主，嫉妒的人无法行害人之心，进谗面谀之人不能用其机巧。千里之外，人们都不敢为非作歹。所以，明法篇说：“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诈伪。”    权衡，是用来计算轻重数字的，然而人们不去事奉它，并非心里不爱财，而是因为“权”不能替他创造数量的多少“衡”不能替他创造重量的轻重。人们看到事奉权衡本身没有益处，所以不去事奉它。所以，有明君处在上位，官不能枉法，吏不能行私，人们看到事奉官吏也没有什么益处，所以就不用财货行贿于官吏了。能做到权衡公正来处理一切事情，奸诈的人就不能行私。所以，明法篇说：“有权衡之称者，不可以欺以轻重。”    尺、寸、寻、丈这些单位，都是用来取得长短实数的。所以用尺寸计量短长，就万元一失。尺寸的计量，虽对于富贵众强的人们，不替他增长；虽对于贫贱卑辱的人们，也不替他减短。它是公平而没有偏私的，所以奸诈的人不能制造错误。所以，明法篇说：“有寻丈之数者，不可差以长短。”    国家之所以乱，是因为办事不根据事实而根据诽谤夸誉的议论。所以英明君主在听取意见的时候，对于提建议的，要责成他拿出真实证据；对于夸誉人的，要用试官的办法考验。言而不实的，给予惩罚；试官而败坏官职的，也给予惩罚。所以，假话无人敢说，不肖之徒不敢接受官职。昏君则不是如此，听取意见不考核其真实性，因而群臣就利用虚名来推荐私党；任用官吏不考查其成绩，因而愚污的官吏就进入朝廷。这样，群臣就互相吹捧他们的美名，互相借助他们的功劳，力求扩大交结而不为君主效力了。所以，明法篇说：“主释法以誉进能，则臣离上而下比周矣；以党举官，则民务佼而不求用矣。”    昏君不肯明察臣下的实际功劳，只看夸誉的人多，就行赏；也不肯详察臣下的实际罪过，只看诽谤的人多，就处罚。这样一来，就形成邪臣无功而得赏，忠臣无罪而受罚。功多而无赏，臣下就不肯尽力；行为忠正而受罚，圣贤就无法竭能报国；行贿赂而得爵禄，恶浊的人就混进宫府；委托重任的人不贤而官位很高，人民就背离公法而趋炎附势了。因此，忠诚之士反而失其职守，廉洁之官反而治理不好。所以，k明法篇说：“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誉为赏，而以毁为罚也。”    一般官吏为官，如行法而不掏私，奸臣便得不到什么好处。这样，奸臣就力求对他诬陷中伤。人君若不对他的“罪过”调查核实，根据不实之词惩罚他，作人臣的就不得不事奉权贵来求得他们的夸誉，以便躲避刑罚而谋求禄赏。所以，明法篇说：“喜赏恶罚之人，离公道而行私术矣。”    奸臣的败坏君主，总是采取渐渐败坏的方法，使君主迷惑而不自觉察。他们在上面对君主进行侦查，在下面向人民收买名誉。他们夸誉同党让君主重视，诽谤非同党的人让君主废黜。对他们所要利之、害之的，如君主听而行之，这样，群臣就全都忘掉君主而发展私交了。所以，明法篇说：“比周以相为匿，是故忘主死伎，以进其誉。”    君主没有权谋策略，群臣就容易对他欺骗；国家没有修明的法度，百姓就容易为非作歹。因此，奸邪之人若是执掌国政，群臣的切身利害仰望于他，这样，替奸臣作耳目的人就多了，虽有不义之人，君主也是无从知道的。所以，明法篇说：“佼众誉多，外内朋党，虽有大奸，其蔽主多矣。”    凡是所谓忠臣，都是力求修明法度政策，日夜帮助君主掌握法度政策的道理，来治理天下的。奸臣知道法度政策修明国家必治，国治则奸臣困难，而坚持法度政策者尊显。所以，奸臣所努力争取的，就是法度不要修明。君主不要觉悟，而自己可以为所欲为。所以，正直之臣得用则奸臣因伤，这乃是正直与奸邪不能并用的必然趋势。奸臣在君主左右，不能不憎恶忠臣。唯其憎恶，就必然窥伺君主的时机而日夜进言危害。君主若不明察而错用其言，忠臣就会无罪而困死，奸臣就会无功而富贵。所以，明法篇说：“忠臣死于非罪。而邪臣起于非功。”    富贵尊显，久有天下，人君没有不愿意的。令行禁止，海内无敌，人君没有不愿意的。蒙蔽、欺骗、侵权、僧越，人君没有不厌恶的。失天下，灭宗庙，人君没有不厌恶的。忠臣修明法度、政策以实现国君的所愿，消除国君的所恶，奸臣的专权者，便用行私来进行危害，忠臣就无从进用他的公正政策了。所以，明法篇说：“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然则为人臣者重私而轻公矣。”    昏君的授爵赐禄，不是依据法度审查功劳；判处刑罚，也不是依据法度审查罪过。而全是听从权重之臣的主意行事。所以，重臣要赏的，君主就替他赏；重臣要罚的君主就替他罚。废其公法，专听重臣的主意。这样，群臣就发展私党，重视其臣而忘掉其君，奔走于重臣的家门而不肯进入朝廷。所以，明法篇说：“十至于私人之门，不一至于庭。”    明君的治理臣下，明确他们的职务，而监督他们完成。胜其任者留官，不胜其任才废免。所以群臣都竭尽能力来完成职务。昏君则不是这样行事的。所以群臣只占据官位，接受厚禄，而没有致力于治理国家的，只期望掌握重要部门而独专其利，只期望统治搜刮人民而独富其家。所以，明法篇说：“百虑其家，不一图其国。”    明君在上面掌权，国内民众就都能尽心竭力来拥护君主，百官也分工治理来安定国家。昏、君在上面掌权就不是这种情况。虽然国内有勇力之士，却被大臣们私养起来，不让他事奉君主；虽然有圣智之士，却被大臣们私用起来，不让他治理国家。所以，统率的人数虽多，却不能进用；百官虽然完备，却不能支配。这种情况就是有君主之名而无其实。所以，明法篇说：“属数虽众，非以尊君也；百官虽具，非以任国也。此之谓国无人。”    明君，使臣下尽力工作而守法，故群臣努力尊君而不敢顾其私家；使君臣本分明确，地位分明，故大臣各安其位而不敢私相抬举。昏君则不然，法度废而不行，故群臣可努力发家；君臣无分，上下无别，故群臣可以私相抬举。这种情况，不是朝臣少，而是众朝臣不为君主所用。所以，明法篇说：“国无人者，非朝臣衰也，家与家务相益，不务尊君也，大臣务相贵，而不任国也。”    君主的安官设吏，不只是尊重他们、厚养他们就算完事了，而是使他们遵行君主的法度，执行君主的政令，来治理百姓镇压盗贼的。因此，谁担任的官职大，那就爵尊禄厚；谁担任的官职小，那就爵低禄薄。爵禄，正是君主用来使用和治理官吏的。至于昏君的官员，则是处在尊高的地位，拿着优厚的俸禄，养着自己的党羽，而不以官职为本务。这种情况，官吏就没有作用了。所以，明法篇说：“小臣持禄养佼，不以官为事，故官失职。”    明君选拔贤者，对于号称有勇的人，用当兵作试验；对于号称有智的人，用当官作试验。在军队里试验有功的就提拔他，在官府里试验干得好的就任用他。所以，用战功的事实鉴定勇怯，用官职的治绩鉴定愚智，这样，勇怯愚智的表现，就象黑白一样分明了。昏君则不然，听言论而不试验，所以说假话的人也得以举用；任用人材而不试官，所以不肖者也没有什么困难。因此，英明君主用法度验证人的言论以求其实际，把官职放在人的身上以考其成果，是专靠法度取人而不搞个人举荐的。所以，明法篇说：“先王之治国也，使法择人，不自举也。”    凡所谓功劳，乃是指安定国君，谋利于万民的。破敌军，杀敌将，战而胜，攻而取，使君主没有危殆灭亡之忧，百姓没有死亡被俘之患，这是军士用来作为功劳的。奉行君主的法、度，管好境内的政事，使强者不欺凌弱者，人多势众的不残害人少势弧的，万民竭尽其力来事奉君主，这是官吏用来作为功劳的。匡正君主的过错，挽救君主的失误，申明礼义以开导君主，以致君主没有邪僻的行为，也没有被欺蒙的忧患，这是大臣用来作为功劳的。所以明君的治国，分清职务而考计功劳，有功者赏，乱治者罚，赏罚之所加，各得其宜，而君主不用搞私人干预。所以，明法篇说：“使法量功，不自度也。”    明君治国，分辨是非，考察事物情况，都是用法度审核。合于法度则实行，不合则不实行。客观成果能证实其人的主张，就给予赏赐；不能证实者，给予惩罚。所以，对所谓有智能的人，必须见到成果而后才用他；对所谓有恶行败德的人，必须见到罪过而后才免他。这样，士人就可以下情上通而无人能够妒忌，不肖者就困窘失败而无人能够举用。所以，明法篇说；“能不可蔽而败不可饰也。”    明君的治国之道，是定出人民所喜欢的措施来促使他们立功，所以规定爵禄鼓励他们；定出人民所厌恶的措施来禁止他们行恶，所以规定刑罚震慑他们。因此，按其功而行赏，按其罪而行罚，这样则群臣即使夸誉无功的人，也不敢进用，即使诽谤无罪的人，也不可能废免。所以，明法篇说：“誉者不能进，而诽者不能退也。”    控制群臣，专擅生杀，是君的本分；牢记君令，接受节制，是臣的本分。威势尊显。是君的本分，卑贱畏敬，是臣的本分。令行禁止，是君的本分；奉法听从，是臣的本分。所以君臣之间的高下地位，有如天之与地；其划分的差别，有如白之与黑。所以，君臣的界限分明，就形成君尊臣卑的局面。这样，臣下服从君主，就象回响适应声音一样；臣下效法君主，就象影子跟随身体一样。所以，上面发令而下面响应，君主行事而臣子听从；令则行，禁则止，求则得，这就是所谓容易治理。所以，明法篇说：“君臣之间明别，则易治。”    明君有一套策略来任用臣下，使群臣可以献出他们的智能，贡献他们的专长。因此，智者便献出他的计策，能者便献出他的成果。用他们的前言核对后果，所贡献的合宜，就赏赐他；不合宜，就惩罚他。设官任吏治民，都根据法度检查成果。遵循法度而又以法治理之，自身既不烦劳而又可使百官分工尽职。所以，明法篇说：“主虽不身下为，而守法为之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