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自己住所,袁可立对自己和皇帝交流的内容,仍旧难以置信。
他是实在没有想到,自己和皇帝的私下交流,定下这么多事情:
首先是内廷衙门,除了锦衣卫外,皇帝要走了詹事府、钦天监、太医院。
而且把国子监改称太学,以后皇帝要建立大学,培养大学生。
内廷和外廷彻底分开,再无含糊之处。
这是一件好事,约束皇帝以后不能再胡改乱改。
袁可立仔细记下,决定尽快上疏,定下这件事情。
然后就是三法司调整,也是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他身上还有协理三法司的职务,担负这个重任:
刑部被大改了一番,审判职能被划给了在大理寺新设的法庭。
城区还要设立政务署、廷尉署、卫尉署,仿照行省三司,重新三权分立。
也不知这种做法,到底能不能行得通?
行政、司法、执法三权分立说着简单,实践中的配合,却不是一句两句话就能说清的。
袁可立最担心的就是锦衣卫管辖的卫尉寺乱来,文官又太强势,想要像架空都司一样,架空卫尉署衙门。
那样两方必然会爆发剧烈冲突,甚至引起皇帝干涉。
再想到锦衣卫和卫尉寺官员被皇帝定为文职军官的事情,袁可立现在明白,皇帝为何让他一个兵部尚书,负责三法司改制:
『我是兵部尚书,必然要保障文职军官权力。』
『否则兵部的武官和转任武职的文官后代都会不满,我这个兵部尚书就很难当下去。』
『陛下知道这点,所以让我负责三法司改制,保障卫尉寺职权。』
这种深谋远虑,袁可立复盘之后才想明白。
对皇帝的心机,也有了更深认识:
这位皇帝真像一些官员说的,颇类世宗皇帝。
希望他能将这些心机,更多地用在正道上。
想到世宗嘉靖皇帝的事情,袁可立心中就有一些忧虑。那位少年皇帝,绝对是太祖、成祖之后,文官的又一噩梦。任何一位文官,都不愿面对那样的皇帝。
不过想到当今皇帝划定法律法规和诏令级别,以及戒严令的事情,他觉得皇帝对外廷还算尊重,宁愿麻烦点用戒严制度夺权,也没有强行使用中旨,甚至使用廷杖——
用制度还有得争,用廷杖就没办法了。
他只能希望当今皇帝更多地是用制度,官员也不会逼得陛下用廷杖。
这样想着,袁可立觉得戒严制度要尽快定下来。不管哪一方更得利,都要用这个制度约束。免得无法弥合,皇帝以后用廷杖掀桌子。
最后就是磨勘法,以及延伸出来的官吏迁转制度,还有明法科、明算科和司法数算考试的事情。
这些对朝野都是大事,但是袁可立知道,除了武官的迁转由兵部负责、明法科和司法考试也归自己外,其它的更多是皇帝要放出风声,要通过自己传出去。
所以他打算在外人自己和皇帝的谈话内容时,多谈这些方面。
其它的需要保密,免得生出事端。
不出袁可立预料,很快就有人上门试探他的口风。皇帝特意留下一位大臣面谈,还在西苑谈论了那么久,许多人迫切想知道,到底谈了什么。
袁可立把该隐瞒的隐瞒,把官吏迁转规范和增加明法科、明算科的事情放出去,引起一片哗然——
任谁都想不到,皇帝和袁可立私下谈话,商定了这样的大事。
虽然事情还没有完全定下来,但是谁都看得出,扳倒阉党后皇帝强势,朝堂上最多小修小改,不会有大变动。
明法科和明算科的设立已是定数,官吏迁转的事情,多半也不会变。
想到自己身上的正七品官职,一位科道官员说道:
“这是嫌我们升得太快啊!”
“以后升到正五品以上,可就太难啦!”
心里有些酸溜溜,对当今皇帝有些腹诽。
以前的大明皇帝对立功科道官员经常直接加寺丞、少卿,当今皇帝继位后设立各级加衔,给半品加衔就是赏赐。
本以为这样也就算了,没想到现在又推行磨勘法和年功。没有相应年功,就无法减磨勘年份,也无法提升品级。
以后皇帝对他们的功劳,多半是赏赐一年功、两年功,而不是提升半品加衔——
皇帝是越来越小气,赏格越来越低。
就连升官最快的科道官员都是这个想法,其他官员就更不用说了。
科道官员好歹还增加了弹劾尸位素餐官员的职能,权力又大了点,立年功也更容易。
他们这些官员权力没有增加,头上却多了个紧箍咒,不立下年功减磨勘,就只能积累时间序迁。
甚至序迁都有限制,只能到正五品。没有年功的话,那就只能滚蛋。
这让那些在衙门里不理本职、只想着如何升迁的官员,对磨勘法抱怨连连:
以前的官员那么轻松,为何轮到我们就那么苦?
为何要实施磨勘法,不按原来的办法?
“原来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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