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道:“没什么。”过了好一会,才又轻声道:“二嫂昨日生了个儿子,赐名奉节,生下来之后,二嫂就…去了。”
他的声音又开始颤抖,我的手也开始抖起来,隔了一会,才听他又道:“我想收奉节为子,二位陛下…不许。”
我苦笑:“他们当然不会允许。”
李睿叹息了一声,又等了一会,才道:“延安姑祖母也卷进去了,阿赵她…如今被系在内侍省。”
我故意问他:“你不是不喜欢她么?”
他过了许久,才道:“她怀着我的孩子。”
这之后直到母亲派人让我们回去,都再没有人开口说话。(晋江独家)
此夜和以后的好几日,李睿都被母亲留在了贞观殿的偏殿,我则住在丽春台,这里的防守较从前亦更严密,然而宫人们都还是我用惯的那些,宋佛佑和阿欢重又将她们整饬一遍,严禁内外通传、私自闲聊。
我渐渐地明白母亲所用的手段,正如当初她召吴王入京一样,这些手段看似简单,事后人人都能想明白,可是在事之先,绝少有人能够猜到母亲的意图,而且,哪怕猜到了,也未必就能助太子破这一局。
召吴王入京、宠爱幼孙、斥责太子、演练宫人、散布流言…所有这一切,都是对付二哥的手段,却又不是对付二哥的最终手段。母亲做的所有一切,都只是为了恫吓二哥,令他自己惊惶怖惧,自乱阵脚。
作为一个母亲,她实在是太了解自己的儿子了。我这位二哥自年幼时起便被立为太子,数年中母亲只有他一个儿子,对他极尽宠爱,父亲为他挑选名师,命朝臣为他编书写文,他自小到大,几乎就没有遭受过任何挫折。
而一旦母亲开始挫折他,一次尤可,两次、三次、四次…乃至数十次、数百次,他很难不会压抑绝望,等他开始压抑绝望,免不了的,便要行差踏错,至于行差踏错之后怎么处置,便全在母亲了。
譬如这数百布甲。
我从不信有谁造反,会弃铁甲不用,而用布甲。换句话说,若二哥真有造反的心,东宫亲卫翊卫,何处不可动用?偏要用这布甲来武装军士作甚?
父亲想必也知道这道理,所以一开始并不肯马上废太子。
可是母亲也实在是太了解父亲,一句“保全爱子”,说得实在是高明。本朝承隋之后,开国未久,便有玄武门之事,太宗时诸子又纷争不休,父亲其时已有十余岁,个中凶险,自然看得一清二楚,也因此极忌讳兄弟相残之事,闲时叮嘱我们,都以友爱为要。
记得他当年本想让二哥和六哥各执一厢拔河,因魏叔璘一句“不可以兄弟而启争衅之端”就止了,如今见吴王和太子有相互争斗之意,怎么可能不警觉防备?如太宗故事,立长则诸子不存,那么倒不如立未曾丝毫涉及纷争的幼子,既绝天下之望,又可留存诸子性命——父亲厌恶子弟纷争,喜欢家人友爱,这应该也是母亲之所以一开始敢引吴王入京的倚仗。
我十分怀疑这飞书谤议的主使者到底是不是四郎,不说他入京时日尚短,如何能打探到这么私密的事,只说母亲尚在,又是与朝理政的天后,他只消稍微看得明白些,就知道自己不该卷入这些纷争中,生出非分之望。
然而此事是由邱神勣审理的,那么主使者到底是谁早就不重要了,更何况必要时母亲除了“飞书诽谤”外,还可以给四郎安上一个“窥伺宫闱”的罪名,谁教他将宫中上下都打听得这么透彻?一个外地藩王,不老老实实地在封地养老,偏要到京中来,还四处结交朝臣宗室,连宫里的情况都打听得这么清楚,不是有所图谋,又是什么?
可若四郎不奉诏前来,母亲也有理由降罪——你为人子臣,父亲身体不好,想见见你,你却迟留不来,来了想留你住些时候,你又百般推辞,岂不是不孝?父亲早年颁布的律令中,不孝可是十恶之罪。
仔细想想,二郎倘若能镇定自守、恭谨谦退、事事都顺从母亲,或许还有一线机会,而四郎自启程从封地入京时起,结局便已被注定。这便是居上位者,对下位者的碾压。
我该再四庆幸的,就是自己是母亲的小女儿,并且早早地站在了母亲一边。
作者有话要说: 八月初,改立冀王睿为太子,驸马赵瑰坐附逆论死,以尚公主故免死,流放柳州,延安公主与二子随行,冀王妃赵氏坐父母事废,幽禁内侍省,庶人李彬出之巴州。(晋江文学城独家发表)
八月中,废冀王妃赵氏幽死于内侍省,葬以庶人礼,废太子李晟出东都,二子一女随行。
文章里奇怪的东西是防盗措施,造成不便十分抱歉,如果这样防盗有效的话我会尽量多放一些正文在作者有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