吝啬,一张嘴巴张起,只想吃别人,结了婚,夫人与他是天造的一对,地设的一双——同样吝啬。开始时,两夫妇都住在单位上,每到周末,他们就会举家到丈母娘家去度周末,美其名曰尽孝道。星期天晚上才回来。而且每次回家,都要从丈母娘家带回一大盅好吃的,一家人把这一盅吃到星期三,然后才上街卖点肉回来,放在菜凳上切得很响,让周围的人都知道他们在切肉。这点肉要吃到星期五,然后星期六又走丈母娘家去,这就是每周必行的功课,同事们都戏谑地称他们这是每周一锅。他们一家小三口,夫妇两都在城里工作,带一个孩子,经济应该是很宽松,但他们一家都非常的节约,买了洗衣机,但却从来不使用,说是费电又费水,结果洗衣机成了老鼠生儿下崽的巢穴;洗衣服的水从来都不会白白倒掉,第一道用来扫帚地板,然后再拿来冲厕所,第二道留起,下次再用;做饭烧天然气,都是一个端锅,一个擦火柴,说是这样少费气;到别人家白吃,每一次都在,但送礼的事就从来都不沾边,他家也从来没有请过别人,工作这么多年了,同事们还不知道他家的门横开还是顺开。存了钱,却不买房,一直住在单位的老房子里,后来单位要建房,折了原来的老房子,他们一家也不参加联建,就跑回丈母娘家挤到住。
听了同事们的话,我却将信将疑: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会有这样的人吗?他们都生活在城市里,而且年龄也不大啊。
在后来的工作中,我见识了该股长的吝啬。股长抽烟,但他的口袋里时常都有两种烟,一种高级点的红梅、红塔山之类(这些烟在当时都算高级的),还有一种就是朝阳桥、甚至是蓝雁之流了。一个抽烟的人,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差异啊?我带着疑问观察,这才发现:好烟都是来客放在办公桌上的,不好的烟才是他自己买的。别人散烟时,尽管他正在抽起,只要他一看见,就会马上把自己的烟掐熄,放回衣兜里,去抽别人的。上班时间,他喜欢到别人的办公室去“视察”见到别人桌子上有烟,就捡起来装进自己的口袋里。如果有人请客吃饭是在馆子里的话,又不送礼的那种,他回家了都会带着全家,打的而来,当的士到了馆子门前,夫人儿子都下车了,主人出来迎接了,他却还没有下车,主人上前一看,原来他还在这个口袋摸摸,那个口袋翻翻,四处都找不到钱来开车费。主人见状,当然就只好先给他开了,他还总是说:“我有钱啊,这怎么就找不到了呢?不好意思啊。”饭吃了临走时时,他还要在桌子上拿一包好烟。人们都瞧不起他,但他坐在领导的位子上,又不好得罪他,也就哑巴吃黄连了。
股长一件皮衣,是人造革的,外面开了小缝了,但股长仍然舍不得扔,整个冬季,都几乎穿在身上,人们戏谑的称它为永久牌皮衣。股长的夫人,一个新时代的女性,也同样节约,自己的工资不用,姐妹们穿旧了的衣服,一包包的捡回来,自己穿,孩子穿,一双七十年代的塑料凉鞋,穿到了九十年代,补丁重补丁,照样穿起上班。他们家,头发长了自家相互理,孩子读大学了,头发也是股长给他理,尽管同事们都嘲笑他们一家的剪头手艺,像狗啃的,但他们丝毫不在意。几十年如一日,乐此不疲。
股长一家看重钱,但又没有葛朗台的算计。第一次,城里有个老板集资,利润相当丰厚,股长去参与了,哪想第一个月的分红后,该老板就走了下坡路,最后连老本都被吞了。股长痛心疾首,发誓再不相信私人企业了。第二次单位集资,这下可信了,股长把整个家底都投进来了,还没有等到单位红火,单位就被共产党买了。原有职工,分到其他单位另作安排,原单位的债务,让政府理清后再另行处理。这一下,股长也被免职了,既没有权,也没有利了,家底在哪里?是否还要得回来?谁都没有底。这下,股长又慌了,四处打听,逢人便问。但谁都没有,也不能给他确切的消息。这样,在惶恐不安中度过了两年,消息终于来了。原单位是非法集资,只还本,不还息。本钱是得到了,但这时的本钱拿来,还不够买一套房子啊,而当时股长拿进去时,他的钱就足够买两套房子啊!
股长亏了,但一个人的习惯就是改不掉。现在股长没有当了,来进贡的人没有了,请吃饭的机会也少了。但孩子大了啊,又有了好工作了,不要家里负担啊!他的钱,又借给了现在的单位,收高利息去了。股长还是挤在丈母娘家住,那件永久牌皮衣也还在穿,只不过是兜里的烟只有一种了,并且一支烟要做成两次抽,抽了一半后,把它掐熄,剩下的那一半夹在耳根后面,一个钟头后再抽。如果你不信,哪天你来山城,在大街上看到一位身穿裂缝皮衣,耳朵上夹着半支烟的那个中年男子,肯定是我们股长无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