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酒店录像。”
“……嗯?”谢兰生坐直身子,对着光盘有些发怔,“酒店录像?”
“对,酒店录像一般来说三个月被覆盖一次,所以,周景那天离开以后我向酒店要了这段。”
“酒店录像能要到的?”
“能。”莘野说,“只要具备正当理由,比如东西被偷窃了,客人可以向保安部申请调取监控录像。再说了,你定的是五星酒店,我请XYZ的总经理跟那边儿的总经理说说就好。”
“哦……”上回是过消防检查,这回是拿监控录像,谢兰生觉得,莘野这个XYZ继承人的身份还真是好用。
“监控录像是整段的,从周景等四人进屋,到谢导您砸门进去,到那女的哭着出来,再到你们先后离开,全有。您自己用剪辑软件把前面的压缩一下,就可以发了。”
“我知道。”谢兰生道,“我跟会计也联系下,查一查当时退款。”
“嗯。”
谢兰生还挺冷静的。
一个人在这世界想清清白白就是很难。其他人的名誉等等在利益前算什么呢。
他21岁那年,被想留京的女同学说他是她的未婚夫时,就知道这点了。也是21岁那年,被关厂长命令着当《江湖女儿》执行导演时,被录音师张继先说爱财如命不让挂账时,就知道这点了。还是21岁那年,被“大导”们举报说他影响中国形象传播时,再次知道这一点。此后,只是越来越习惯而已。
幸好,在那一年,他也遇到了张富贵、莘野、囡囡、祁勇、岑晨、Nathan、Hunter、森田、送胶片的乐凯工人……等等等等,让他并未失去自己。
他还是在热爱电影。被人看到作品时,他才是真正活着的。
会计想想当时状况,回谢兰生,语速缓慢:“谢导您说要退款时大部分人还在现场,收了500块,签了名字。另几十个人已经走了,其中有些折了回来,剩下的则给了卡号。我给最后这部分人填汇款单时写了备注,好像是‘退款’,这就去拉银行流水。”
“可以,”谢兰生说,“谢谢。请尽快发来签字照片、银行流水这些东西,辛苦了。”
“不辛苦不辛苦!”
做完这些,谢兰生又陷入思索。
只要发出这些证据“潜规则”是可以澄清的。可,“咱们谢导巴着日本才卖掉了《生根》版权”,要怎么解释呢?
这句抹黑的诉求是感性诉求,而不是理性诉求,更难处理,更棘手。
也不知道澎湃影业是在哪看到这张照片的。难道,他们特意回头查了各国大刊对那一年《生根》获得最佳影片的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