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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风-读史二十三执政安全记心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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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贼作父、与狼同床。他们秉持的理论基础,仍是历史的老套:“宁与外邦,不与家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慈禧)“日本人要的是中国的地方,共产党要的是我的命。”(蒋介石)5。尾联,卒章显志,谓执政安全是政党领袖的重器和治国理政的舞台,应当夙夜萦怀、须臾不忘。戈夫,戈尔巴乔夫。

    荣生按:“阶级斗争”这个词儿,现在没多少人喜欢听。因为新中国建国以来的曲折磨难,大多与没处理好此事有关。也许用“政党竞争”或“执政安全”取而代之更中听些。例如江泽民在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里写道:“我们与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在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上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复杂的。这是阶级斗争在我国一定范围内仍然并将长期存在的主要表现。”(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第61页)有趣的是,这样极其重要的论述,却被遗编在江选之外。邓公晚年却是两次引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一在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一在南巡谈话(邓选第3卷,第364-365页,第379页)。原因大概是用大家熟知的老词儿,能够更明白晓畅地说明他的观点。

    首先要弄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到底存不存在阶级斗争?党章总纲引用十一届六中全会论断而作的规定多不多余?党的执政地位存不存在挑战者与敌对者?结论是存在,不多余。事实证据是苏东巨变和政治风波,理论证据是邓公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我们永远也不要忘记,我们的敌人是多么凶残,对他们,连百分之一的原谅都不应有。”(邓选第3卷,第304页)苏共执政70多年被敌人颠覆,我党执政才60多年,远没到“莫予毒也”的境界。邓公说得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邓选第3卷,第380页)十几代人就是几百年,五十代人就是1000年。也许,在党领导人民走上坡路的长征进取中,我们党永远没有可以“高枕无忧”的时候。

    我们的敌人比我们清醒,别指望他们会犯迷糊。他们都是精明的政治家和熟套的阴谋家。朝思暮想担心在综合国力竞争中落败的帝国主义,夙夜在心妄图取共产党执政地位而代之的政治势力,如果遇到能一把掐死共产党和新中国的机会,他们是不会有天真书生的犹豫和小脚女人的迟缓的。

    别人的事我们做不了主。我们能做的是作好自己的事:保持和加强对党员与人民的教育。因为“党员和人民是永远需要教育的。”(参见笔者名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现当代历史研究家?,刘炳坤主编中国领导科学文库,北京:团结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版,卷首,第32-46页)

    邓公晚年检讨失误说:“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邓选第3卷,第306页)又指出,经济失误补救易,政治失误补课难:“控制通货膨胀可以很快见效,而教育的失误补起来困难得多。”他举例说:“参加过游行、绝食的许多人思想转变过来,要好多年,不是一两个月的补课就行的。”(邓选第3卷,第327页)看来,毛时代突出政治,过了头会欠经济账;邓时代突出经济,过了头会欠政治账。怎样创新并保持对党和人民的有效教育?是新时期必须重视和解决的时代课题。过去时代,经济类型单一,人民都被组织在机关团体或国有、集体企业里,每个组织各有灌输政治理论的渠道。现在经济多元化,绝大多数人民分散就业,除了手机电视之外,缺乏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渠道,而手机电视用于收看新闻联播的能有几人?

    “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只是“千万不要忘记”的形象表述。像共产党执政地位这样关系全局的根本命题,显然,一年只讲一次,或者只讲十二次,是显然不够的,需要讲365次。否则“言谈终日,语不及义”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何补益?邓公当年就深痛于宣讲四项基本原则不够一贯:“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这次事件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四个坚持、思想政治工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我们不是没有讲,而是缺乏一贯性,没有行动,甚至讲得都很少。不是错在四个坚持本身,而是错在坚持得不够一贯,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太差。”(邓选第3卷,第305页)他的批评不只是针对两任总书记,而且是针对宣传思想干部和新闻媒体工作者:宣传改革开放理直气壮,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心虚气短,是整整十年的风尚时髦。他早就看到了问题的重要性,对前台人麻木迟钝不满意,但年届耄耋的他又没精力亲自抓,只能无奈兴叹:“在六中全会上我本来不准备讲话,后来我不得不讲了必须写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那一段话,看来也没有起什么作用,听说没有传达。”“反对精神污染的观点,我至今没有放弃,我同意将我当时在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全文收入我的论文集。”(邓选第3卷,第196页)

    毛泽东与邓小平,这两位中华骄子、世纪伟人,既各领时代风骚,又互相联系衔接。关于治国理政的许多论述,他们说的具体言语可能不同,但其立场观点的实质没有天渊之别。差异只在:毛探索在前,出语不尽科学;邓扬弃在后,论断更加精当。这是因为:古往今来,大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小道理,原本就是承扬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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