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文写作要注意短和精

”的关系，做到干明，即主旨明确，脉胳清晰:叶茂，即有血有肉，富有生机。这种“叶”，应是充分显示活力的绿叶，要对所占有的材料，无论是整体材料、典型材料、背景材料和对比材料，都下一番精心筛选、裁剪、搭配、装点的功夫。切忌罗列现象，开中药铺。如能这样，即可消除“十干一叶”之弊，达到“干明叶茂”之效。

    第四，力求语言简明朴实，切忌种种套话

    在一些基层单位的公文中，令人头痛的是套话太多。如象泛滥成灾的“在下”，层出不穷的“结合”，没完没了的“依据”。言过其实的“亲自”，屡见不鲜的“大力”、“狠抓”、“认真”、“十分”。某刊物上曾有这样一则关于某电站施工指挥部工程进度简报的报道的笑话:“在张指挥长的亲自带领下，整个工地热火朝天，进度加快。工程师、技术员亲自下工地，搅拌工亲自搅拌灰浆，浇注工亲自浇灌坝基，驾驶员亲自运送物资，炊事员亲自炒菜做饭，并将热腾腾的饭菜亲自送到工地。”此虽是笑料，但在实际中类似的赘语常不乏其例。

    莎士比亚曾说:“摹拟算得了什么，猎犬也会追随它的主人，猴子也会效法它的饲养者，马儿也会听从它的骑师。”郑板桥也说过:“学者自当树其帜”。撰写公文，不可能不参考手头占有的各种资料，但不能照抄照搬，只能重新“组装”，寻求文字的最佳组合方式，即自个的东西。公文写作，就是要下一番这样的功夫，而不是老在书报、文件、资料堆里打转转，爬格子，满足于照抄照套，尽搞些“童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

    第五，贵善遣词造句，切忌叠床架屋

    在公文写作中，常见的另一种现象就是叠床架屋。重复累赘。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几种情况:一是内涵不明导致的叠床架屋，如“各位同志们”、“涉及到”、“必须要”、“大浩劫”、“继续进一步”等等；二是外延不明而导致的叠床架屋，如“反映了情况和问题”、“学习有关政策的规定”等等；三是语法意义不清导致的叠床架屋，如“最最坚决拥护”、“非常非常热爱”、“对重大问题要尽快查处”等等；四是非语病的叠床架屋，如“通过学习以后他已认识到”、“仅一年时间内就实现”、“截止五月底为止已完成”等等。这些叠床架屋现象，其病因就是在遣词造句上欠精度和力度。

    有两句老话说:“关门闭户掩柴扉，一个孤人独自归。”这话念起来上口，听起来顺耳，造句巧妙，用意幽默。但前后二句各三个词组仅分别说明了两个意思:“关门”、“一个”。它是专门用来讽刺那些行文叠床架屋、重复累赘的，而这种弊端实乃公文写作之大忌。

    第六，力求一字千钧，切忌洋洋洒洒

    有些文字秘书总是习惯于写长文，一下笔总是洋洋数千言、数万言，仿佛不长，就说得不透彻，讲得不全面，不能解决问题，就显不出自己的开阔思路和写作才华，因而不被上级部门重视和得到领导的青睐。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列宁，对冗长繁杂的文章是深恶痛绝的。他曾给伊克叶诺夫写过这样一段话:“你是否可以设法，送一份关于你们机关情况的简短报告和你们的简单。请写得短些，采用电报文体，如果必要的话，可以另加附件。写长了，我根本不看，一定不看。”这句话，应该作为秘书工作者写作公文的。

    古往今来，我国许许多多名人在写作上都十分注意精心推敲，力求一字千钧。欧阳修的母亲去世后，他的弟子苏轼前去吊丧，写了一篇后被世人传颂的祭文，曰:“孟轲亚圣，母教之也；夫人生子如轲，虽死勿憾。尚飨。”祭文用恰当的比喻，高度概括和赞颂了其母的教子有方。全文除去惯用的“尚飨”二字结尾外，正文只有18个字，且措词得体，意味深长，足使死者含笑于九泉而使生者欣慰。又如1938年秋，南洋华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听说汪精卫对日寇有妥协投降的言行，于是一连打了三次电报向汪精卫追查询问，并在新加坡各报上公开发表，引起国内外舆论的广泛注意。11月1日，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在重庆开幕。作为参政会议员的陈嘉庚从新加坡拍去一份仅11字的电报提案:“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当时，身为大会主席的汪精卫尽管十分恼火，但也不能不在大会上公开宣读。结果此提案以多数票通过，成为大会的决议案。不久，汪精卫果然从重庆叛逃投敌，当了汉*。陈嘉庚闻讯，再次在各报上痛斥汪的卖国求荣行径。事后，人们均被陈先生的先见之明和忠肝义胆所折服。此电报提案被邹韬奋先生称为“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

    “一字入公文，九牛拔不出。”公文语言应当平实、质朴、准确、精当，这就要求公文写作者精心遣词造句，反复推敲权衡，下一番精雕细刻的功夫，以严实、严谨、严密的科学态度，竭力删去一切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写出言简意赅、短小精当的公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