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非严尊法家之制不可安天下。
《管子》指出,统治天下要靠法,靠臣民支持。靠权。靠兵。
君主是法的制定者,是唯一的生成者,同时君主也必须带头遵守法律,万不能置于法律之上。
《管子、任法》篇:“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与法者,民也。”
《管子、明法》篇:“先王之治国也。不淫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也。动无非法者。所以禁过而外私也。”说的就是治国不能靠单个个人,必须要以法律为尺度。不拿感情行事,不以个人好恶做事。
另有《管子、霸言》篇指出了统治天下的几个条件:要有高人一等的独到之处;要有把握机会的能力。
要充分利用一切有利因素;要取得大多数人的支持。君主必须专有权势,善用权势,抓紧政令和军权。
权势和君主是一体的,没有权势,君主将不成为君主,《管子〃法法》谈到:“凡人君之所以为君者,势也。”
善用权势就能生成权威,方能号令天下。作为君主不要外显己势,张扬其势,要尽可能深沉些。
《管子、形势解》说:“人主,天下之有势者也,深居则人畏其势。”这种思想很是吻合那个等级森严的时代。
人主还要利用所握之势处理君臣关系,君令,臣必尽责,真正像《管子〃任法》里说的那样:“不事心、不劳意、不动力,而土地自辟,廪仓自实,蓄积自多,甲兵自强,群臣无诈伪。
抓紧政令和军权就是抓住了国家的命脉和为君者的根本,《管子〃霸言》中说:“夫明王之所轻者马与玉,其所重者政与军。
《管子、重令》篇中也谈到:“君国之重器莫重于令。令重则君尊,君尊则国安。”“治民之本,本莫要于令。”
凡是能遵从管子这些基本定论的君主,无一不是创盛世时代的人。譬如汉武帝、比如唐太宗,甚至连那位被自己儿子和狗宦官一起逼退位、忧郁而死的李隆基初掌皇权时,都是将管子这种律法大于君主的思想作为基本准绳,才成就了盛世的开启。
当今的天下,在刘行新法的推行之下,已经初见一个国强民也富、大同世界的真正盛世正在徐徐拉开帷幕。
在此种情况下,刘行提出了要依法制国,先从废除“铁券”这种本身就是与律法至上准则完全对立的制度,宗泽自然立即便明白了其重要和必然性。
宗泽没有了反对的意思,刘行将目光转向了胡安国,微微一笑道:“胡先生,您现在是咨议院的知事。未来我大宋朝的新宪法,将由您牵头制定出来。请问如果您与众咨议群策群力、殚精竭力地制定出一套法律来,还会允许免死这一类的特权存在吗?”
“当然不希望这种特权继续存在,可是、可是这是从太祖皇帝开始立下来规矩的祖制,怎可随我等之意说改就改、说废便废掉呢?”胡安国回答时脸上露出了无奈、两难的神色。(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