烦,才能在那么短时间内带来如此可观的变化。但他只字未提住处面貌改变后给他带来了什么愉快。
他的沉默很使我扫兴。我想也许这些更动扰乱了他所珍惜的某些往事的联想。我问他是不是这么回事,当然语气有点儿灰心丧气。
“一点也没有。相反,我认为你悉心考虑了每种联想。说真的,我担心你在这上面花的心思太多了,不值得。譬如说吧,你花了多少时间来考虑布置这间房间?——随便问一下,你知道那本书在哪儿吗?”
我把书架上的那本书指给他看。他取了下来,躲到呆惯了的窗子凹陷处,读了起来。
此刻,我不大喜欢这种举动,读者。圣·约翰是个好人,但我开始觉得他说自己冷酷无情时,他说的是真话。人情和礼仪他都不感兴趣——宁静的享受对他也不具魅力。他活着纯粹是为了向往——当然是向往优秀伟大的东西。但他永远不会休息,也不赞成周围的人休息。当我瞧着他白石一般苍白平静的高耸额头——瞧着他陷入沉思的漂亮面容时,我立刻明白他很难成为一个好丈夫,做他的妻子是件够折磨人的事。我恍然领悟到他对奥利弗小姐之爱的实质是什么。我同意他的看法,这不过是一种感官的爱。我理解他怎么会因为这种爱给他带来的狂热影响而鄙视自己,怎么会希望扼杀和毁灭它,而不相信爱会永远有助于他或她的幸福。我明白他是一块大自然可以从中雕刻出英雄来的材料——雕出基督教徒和异教徒英雄,法典制定者、政治家、征服者。他是可以寄托巨大利益的坚强堡垒,但是在火炉旁边,却总是一根冰冷笨重的柱子,阴郁沉闷,格格不入。
“这间客厅不是他的天地,”我沉思道,“喜马拉雅山脉或者南非丛林,甚至瘟疫流行的几内亚海岸的沼泽,才是他用武之地。他满可以放弃宁静的家庭生活。家庭不是他活动的环境,在这里他的官能会变得迟钝,难以施展或显露。在充满斗争和危险的场合——显示勇气,发挥能力,考验韧性的地方——他才会像一个首领和长官那样说话和行动。而在火炉边,一个快乐的孩子也会比他强。他选择传教士的经历是正确的——现在我明白了。”
“她们来啦!她们来啦!”汉娜砰地打开客厅门嚷道。与此同时,老卡罗高兴地吠叫起来。我跑了出去,此刻天已经黑了,但听得见嘎嘎的车轮声。汉娜立刻点上了提灯。车子在小门边停了下来,车夫开了门,一位熟悉的身躯走了出来,接着又出来了另一位。刹那之间我的面孔便埋进了她的帽子底下,先是触碰了玛丽柔软的脸,随后是黛安娜飘洒的鬈发。她们大笑着——吻了吻我,随后吻了汉娜,拍了拍卡罗,卡罗乐得差点发了疯。她们急着问是否一切都好,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便匆匆进了屋。
她们从惠特克劳斯长途颠簸而来,弄得四肢僵硬,还被夜间的寒气冻坏了。但是见了令人振奋的火光便绽开了愉快的笑靥。车夫和汉娜忙着把箱子拿进屋的时候,她们问起了圣·约翰。这时圣·约翰从客厅里走了出来。她们俩立刻搂住了他的脖子。他静静地给了各人一个吻,低声地说了几句欢迎的话,站了一会儿让她们同他交谈,随后说想来她们很快会同他在客厅会面,便像躲进避难所一样钻进了客厅。
我点了蜡烛好让她们上楼去,但黛安娜得先关照要招待好车夫,随后两人在我后面跟着。她们对房间的整修和装饰,对新的帷幔、新的地毯和色泽鲜艳的瓷花瓶都很满意,慷慨地表示了感激。我感到很高兴,我的安排完全符合她们的愿望,我所做的为她们愉快的家园之行增添了生动的魅力。
那是个可爱的夜晚。兴高采烈的表姐们,又是叙述又是议论,滔滔不绝,她们的畅谈掩盖了圣·约翰的沉默。看到妹妹们,他由衷地感到高兴,但是她们闪烁的热情、无尽的喜悦都无法引起他的共鸣。那天的大事——那就是黛安娜和玛丽的归来——使他感到很愉快,但伴随而来的快乐的喧哗,喋喋不休、欣喜万分的接待,使他感到厌倦。我明白他希望宁静的第二天快点到来。用完茶点后一个小时,那晚的欢乐到达了高潮,这时却响起了一阵敲门声。汉娜进来报告说:“一个可怜的少年来得真不是时候,要请里弗斯先生去看看她的母亲,她快要死了。”
“她住在哪儿,汉娜?”
“一直要到惠特克劳斯坡呢,差不多有四英里路,一路都是沼泽和青苔。”
“告诉他我就去。”
“先生,我想你还是别去好。天黑以后走这样的路是最糟糕的,整个沼泽地都没有路,而且又碰上了天气这么恶劣的晚上——风从来没有刮得那么大。你还是传个话,先生,明天上那儿去。”
但他已经在过道上了,披上了斗篷,没有反对,没有怨言,便出发了,那时候已经九点。他到了半夜才回来,尽管四肢冻僵,身子也够疲乏的,却显得比出发时还愉快。他完成了一项职责,做了一次努力,感到自己有克己献身的魄力,自我感觉好了不少。
我担心接下来的一整周使他很不耐烦。那是圣诞周,我们不干正经事儿,却沉浸在家庭的欢闹之中。荒原的空气、家里自由自在的气氛、生活富裕的曙光,对黛安娜和玛丽的心灵,犹如起死回生的长生不老药。从上午到下午,从下午到晚上,她们都寻欢作乐。她们总能谈个不休,她们的交谈机智、精辟、富有独创,对我的吸引力很大。我喜欢倾听,喜欢参与,甚过干一切别的事情。圣·约翰对我们的说笑并无非议,但避之不迭。他很少在家,他的教区大,人口分散,访问不同地区的贫病人家,便成了每天的例行公事。
一天早晨吃早饭的时候,黛安娜闷闷不乐了一阵子后问道:“你的计划没有改变吗?”
“没有改变,也不可改变。”便是对方的回答。他接着告诉我们,他离开英国的时间确定在明年。
“那么罗莎蒙德·奥利弗呢?”玛丽问。这句话似乎是脱口而出的,因为她说完不久便做了个手势,仿佛要把它收回去。圣·约翰手里捧着一本书——吃饭时看书是他不合群的习惯,他合上书,抬起头来。
“罗莎蒙德·奥利弗,”他说,“要跟格兰比先生结婚了。他是弗雷德里克·格兰比爵士的孙子和继承人,是S城家庭背景最好、最受尊敬的居民之一。我是昨天从他父亲那儿得到这个消息的。”
他的妹妹们相互看看,又看了看我。我们三个人都看着他,他像一块玻璃那样安详。
“这门婚事准是定得很匆忙,”黛安娜说,“他们彼此不可能认识很久的。”
“但有两个月了。他们十月份在S城的一个郡舞会上见的面。可是,眼下这种情况,从各方面看来这门亲事都是称心如意的,没有什么障碍,也就没必要拖延了。一等弗雷德里克爵士出让给他们的S城那个地方整修好,可以让他们住进去了,他们就结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