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景公一方面拒婚,一方面积极备战,尤其是加强齐之南疆防务,同时派使四出,西连秦、晋,南结楚、越,使吴王不敢轻举妄动。
伯嚭归国,将齐景公的回信呈与吴王,这信写得很委婉,不似阖闾的去信那样专横生硬,但却不卑不亢,柔中有刚,恭敬中透着凛然正气。读了齐王的亲笔信,阖闾雷霆震怒,发直立,目圆睁,心裂肺炸,面似猪肝,他坐卧不安,寝食失节,遇事便烦,见人就恼,拍案捶床,狂饮轻杀。他多次聚文武于廷,议兴兵伐齐,但争来辩去,终无结果。他找孙子与伍子胥商讨,二人见其精神失常,均漠然置之,不冷不热,不置可否。群臣的态度,恰似向腾腾燃烧的烈火浇上了无数桶冷水,火渐渐被熄灭。正当这时,从北方传来了齐扩军备战、加强国防和外交活动的消息,阖闾变成了经霜的秋草—蔫了。三伏盛夏,乌云翻滚,电闪雷鸣,狂风肆虐,暴雨如注,接连数日,有可能酿成风灾、水灾或雹灾,然而,待雨过天晴之后,浩浩苍穹依然是炎炎红日,朗朗乾坤。江河之中,湖海之上,常常会袭来一阵风暴,掀起万顷波涛,致使樯倾辑摧,船翻人亡,然而,风暴过后,浩瀚的水面上依然是渔帆点点,百舸争游。自然界的风暴波涛容易平息,尽管它造成的灾难常常是毁灭性的,但却是暂时的。人类社会的风暴波涛却并不如此简单,自然,它亦会平息,但人们心灵上的创伤难以愈合,心皱无法熨平。一场吴楚战争,一场吴齐婚姻风波,使孙子对自己多半生的追求产生了怀疑,根基动摇。他内心充满了矛盾,常常百感交集,怅然若失。回首以往,孙子醉心于兵法研究几十年,勿需回避,兵法是战争的总结,是指导战争的工具和武器。战争的爆发大约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强大国家的侵略与扩张,另一种是弱小国家的自卫与防御,无论哪一种,都要付出昂贵的代价,造成触目惊心的悲惨景象——土地荒芜,家园被毁,妻离子散,生灵涂炭,尸横遍野,血流成渠,民不聊生,国破家亡。打起仗来非生即死,毫无妥协的余地,既无感情,更无慈悲,因而战争使人成为无情的动物。战争惨无人道,是人类兽性的发作,失败者将深仇大恨埋于胸中,伺机报复,他们生聚教训,妄图东山再起,卷土重来,一场新的、更加残酷的战争正在孕育着;胜利者变得专横暴戾,乃至嗜杀成性。自古欲壑难填,弱者欲强,强者欲霸诸侯,霸诸侯者欲王天下。即使将来有一天,有某一诸侯靠着铁与血的战争统一了天下,又能给天下百姓带来怎样的利益呢?孙子心中茫然……
想到战争的残酷,给天下百姓带来的灾难,孙子颇有追悔莫及之感。当孙子的心在隐隐作痛,不时地忏悔自己的时候,孔子的形象涌进了他的脑海。在政治上,孔子主张和平共存,并极力宣扬仁政德治。他主张治理国家要以道德做根本,以道德感化人民,人心自然归顺,犹如天空中的北极星,在自己的一定位置上不动,群星拱之。他说,用政令来引导人民,用刑罚来整饬人民,人民只求避免犯罪,但无羞耻之心。倘以道德引导人民,用礼教教化人民,民不但有羞耻之心,且能改邪归正。过去,孙子视孔子的这些和平主张为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不屑一提,嗤之以鼻,现在却觉得其中蕴涵着深刻的哲理,闪现着智慧的光芒,有重新研究的必要。
孙子对孔子的思想由否定而重视,认为有重新研究的必要,但却朦朦胧胧,不知该肯定什么,否定什么,怎样评价,然而,孔子对孙子的《兵法》思想却态度明朗,大红大白。当他获悉孙武本齐人,后来逃至吴国,与伍子胥共辅吴王一举破楚时,不悦地说道:“至他人之国,使生战事,此乃无德之人。”孔子听说吴灭楚后,孙武任吴之大司寇,喟然叹道:“如此深谋善战者当政,天下何有安宁之日!”后来孔子有机会详读了《兵法》十三篇,发现其间确有耐人寻味的深奥道理,盛赞其“言简意赅,不可小觑”,“此书乃论战之权术,其理论颇为深远”,“孙子兵法,贵在不战而屈敌之兵,乃杀伐最少之兵家权谋”。一向主张仁政德治,反对战争杀伐的孔子,竟对《兵法》十三篇如此赏识,岂不令人深思!孔子说:“今日一见兵书,我的政治立场更加坚定。是书不仅可用来治军,亦可用来论政、经商、处世。用于政治,可以治世;用于经商,可为纵横之书;用于处世,可防人机谋。今日喜读此书,我更拟会见其人。”又说:“《兵法》十三篇虽为权谋论战之策,然其目的与我有殊途同归之理。彼以武力平天下,我以仁政德治为依归,其间有许多雷同之处。我欲往见孙武,与之沟通思想,或可平息往后些许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