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然再被我知道,定要一把火烧了你的酒楼!”
掌柜点头哈腰,答应不迭。
等到了二楼雅间就座,李祥、卓志欣与刘敬三人也都为方才听见的话忿忿不平。
李祥扣着桌子道:“耿德昌那厮未请圣命就撤兵退守山海关,将关外的大片疆土与百姓都丢给了戎狄不管,这样的守将还不该死?不砍了他的脑袋,以后边将们个个儿都学他,打不过就跑,国朝还不就完蛋了?这种货色,竟还有人替他喊冤叫屈!”
刘敬也道:“就是,他被下了大狱,还要厚颜无耻到处打点以求脱罪,厂公拒收贿赂,扣押替他行贿的人严加审讯,图的不过是查明有谁受了他的贿,这都是尽忠职守的好事,怎就被他们传成了索贿不成才愤而杀人呢?难道要厂公也像柳湘他们一样贪赃枉法,才会成为他们口中的好人?”
卓志欣叹道:“你们还不明白?从来都是文官们能说会道,惯会颠倒黑白,偏老百姓们都崇敬他们读书人,看不起宦官,他们说什么,老百姓便信什么。纵然是他们贪赃枉法,厂公秉公执政,老百姓也还是把他们视作好人,把厂公看做恶人。”
三人义愤填膺地议论不休,徐显炀却一言不发,手中拈着酒杯瞟向窗外,眉间锁着一缕愁容。
无端背些骂名他并不在意,身为沦落街头的小叫花,六岁时被义父收养,彼时义父还只是个在掖庭打杂的苦力宦官,每日都劳作到深夜,才捧着吃食回来与他分食。
过了那些苦日子,外人的白眼与非议他早已习以为常,根本不挂心上。
可如今这种黑白颠倒、是非混淆的局势却令徐显炀隐隐不安。
国朝的文官们自来就有热衷内斗的风气,近几十年来更是愈演愈烈,真正的国家大事无人关心,为官者的精力全都集中在如何拉帮结派、争权夺势之上。
但凡朝中出了点什么事,他们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解决,而是如何借题发挥,将政敌拖下马。
前些年,一个最强最大的文官帮派成功打压了政敌,脱颖而出,因当时的领头人名叫顾泾阳,后来的人们就将他们称为“泾阳党”。
这些人成日不务实事,一门心思排除异己,以权谋私。
除了在朝堂上夸夸其谈、吵嘴斗口之外,他们还因人员多出身于江南,就挖空心思为家乡一带谋取福利,不断为那些富庶地带减租减税,却把重税摊派到相对贫弱的北方诸省,惹得其地民不聊生,流寇四起。
另外他们还协同各地边将大肆贪污粮饷,致使国库日渐空虚,军队却因长期欠饷而频频哗变。
如此一来,内部处处民变,外敌来时军队又无力抵御,国朝才陷入内忧外患之中。
好在当今天子明辨是非,看出这群蠹虫为害甚深,就扶植了亲信何智恒上位,利用何公公出面收罗被泾阳党压制的朝臣,对泾阳党大力反击肃清。
几年下来,泾阳首领们死的死,致仕的致仕,余者也都收敛锋芒,再不敢窜上跳下,时至今日,对泾阳党的打击终于告一段落。
可是随便听听民间的传闻就知道,那些人公开还击是不敢了,却仍贼心不死,暗中捣鬼,大肆诋毁着何智恒一系的名声。
徐显炀不得不忧虑,这样下去,干爹的名声被毁得一塌糊涂,单凭圣眷支撑地位,将来但凡有个万一,恐怕就是万劫不复的结局。
到时候不但他们死无葬身之地,等到泾阳党重掌朝纲,继续为祸,整个国朝都要毁在他们手里了,又有谁能落得着好?
可他只是一介锦衣卫指挥使,看着威风,能做的事却很有限。
原本厂卫的职能重在监督与侦缉,可数十年来的大小案件几乎都被人家拿去借题发挥打击政敌了,没人关心案情真相,以至于锦衣卫的侦缉职能形同虚设,越来越成为常人眼中那种只管抓人实施酷刑的恐怖衙门。
造谣的人缩头不出,他总不能无凭无据便信手抓人刑讯,那样只会留给对方更多把柄去编排;传谣的人数以万计,他也不能把说闲话的百姓都抓来杀个干净。
他这个指挥使,又能如何转变现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