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节烈观①

大抵受了“儒者柔也”17的影响；不述而作，最为犯忌18。即使有人见到，也不肯用性命来换真理。即如失节一事，岂不知道必须男女两性，才能实现。他却专责女性；至于破人节操的男子，以及造成不烈的暴徒，便都含糊过去。男子究竟较女性难惹，惩罚也比表彰为难。其间虽有过几个男人，实觉于心不安，说些室女不应守志殉死的平和话，19可是社会不听；再说下去，便要不容，与失节的女人一样看待。他便也只好变了“柔也”不再开口了。所以节烈这事，到现在不生变革。

    （此时，我应声明：现在鼓吹节烈派的里面，我颇有知道的人。敢说确有好人在内，居心也好。可是救世的方法是不对，要向西走了北了。但也不能因为他是好人，便竟能从正西直走到北。所以我又愿他回转身来。）

    其次还有疑问：

    节烈难么？答道，很难。男子都知道极难，所以要表彰他。社会的公意，向来以为贞淫与否，全在女性。男子虽然诱惑了女人，却不负责任。譬如甲男引诱乙女，乙女不允，便是贞节，死了，便是烈；甲男并无恶名，社会可算淳古。倘若乙女允了，便是失节；甲男也无恶名，可是世风被乙女败坏了！别的事情，也是如此。所以历史上亡国败家的原因，每每归咎女子。糊糊涂涂的代担全体的罪恶，已经三千多年了。男子既然不负责任，又不能自己反省，自然放心诱惑；文人著作，反将他传为美谈。所以女子身旁，几乎布满了危险。除却他自己的父兄丈夫以外，便都带点诱惑的鬼气。所以我说很难。

    节烈苦么？答道，很苦。男子都知道很苦，所以要表彰他。凡人都想活；烈是必死，不必说了。节妇还要活着。精神上的惨苦，也姑且弗论。单是生活一层，已是大宗的痛楚。假使女子生计已能独立，社会也知道互助，一人还可勉强生存。不幸中国情形，却正相反。所以有钱尚可，贫人便只能饿死。直到饿死以后，间或得了旌表，还要写入志书。所以各府各县志书传记类的末尾，也总有几卷“烈女”一行一人，或是一行两人，赵钱孙李，可是从来无人翻读。就是一生崇拜节烈的道德大家，若问他贵县志书里烈女门的前十名是谁？也怕不能说出。其实他是生前死后，竟与社会漠不相关的。所以我说很苦。

    照这样说，不节烈便不苦么？答道，也很苦。社会公意，不节烈的女人，既然是下品；他在这社会里，是容不住的。社会上多数古人模模糊糊传下来的道理，实在无理可讲；能用历史和数目的力量，挤死不合意的人。这一类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里，古来不晓得死了多少人物；节烈的女子，也就死在这里。不过他死后间有一回表彰，写入志书。不节烈的人，便生前也要受随便什么人的唾骂，无主名的虐待。所以我说也很苦。

    女子自己愿意节烈么？答道，不愿。人类总有一种理想，一种希望。虽然高下不同，必须有个意义。自他两利固好，至少也得有益本身。节烈很难很苦，既不利人，又不利己。说是本人愿意，实在不合人情。所以假如遇着少年女人，诚心祝赞他将来节烈，一定发怒；或者还要受他父兄丈夫的尊拳。然而仍旧牢不可破，便是被这历史和数目的力量挤着。可是无论何人，都怕这节烈。怕他竟钉到自己和亲骨肉的身上。所以我说不愿。

    我依据以上的事实和理由，要断定节烈这事是：极难，极苦，不愿身受，然而不利自他，无益社会国家，于人生将来又毫无意义的行为，现在已经失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

    临了还有一层疑问：

    节烈这事，现代既然失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节烈的女人，岂非白苦一番么？可以答他说：还有哀悼的价值。他们是可怜人；不幸上了历史和数目的无意识的圈套，做了无主名的牺牲。可以开一个追悼大会。

    我们追悼了过去的人，还要发愿：要自己和别人，都纯洁聪明勇猛向上。要除去虚伪的脸谱。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

    我们追悼了过去的人，还要发愿：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

    我们还要发愿：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

    一九一八年七月。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八年八月北京新青年月刊第五卷第二号，署名唐俟。

    2 康有为（1858—1927） 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清末维新运动领袖，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领导者之一。变法失败后逃亡外国，组织保皇党，反对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一九一七年又和北洋军阀张勋扶持清废帝溥仪复辟。一九一八年一月，他在上海不忍杂志第九、十两期合刊上发表共和平议和与徐太傅（徐世昌）书，说中国不宜实行“民主共和”而应实行“虚君共和”（即君主立宪）。

    3 陈独秀（1880—1942） 字仲甫，安徽怀宁人。原为北京大学教授，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人“五四”时期提倡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任党的总书记。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使革命遭到失败；以后他成了取消主义者，又和托洛茨基分子相勾结，成立反党小组织，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一九一八年三月，他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发表驳康有为共和平议一文，驳斥“虚君共和”的论调。

    4 灵学派 一九一七年十年，俞复、陆费逵等人在上海设盛德坛扶乩，组织灵学会，一九一八年一月刊行灵学丛志，提倡迷信与复古。在盛德坛成立的当天扶乩中，称“圣贤仙佛同降”“推定”孟轲“主坛”；“谕示”有“如此主坛者归孟圣矣乎”等语。一九一八年五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曾刊载陈百年的辟灵学，钱玄同、刘半农的斥灵学丛志等文章，驳斥他们的荒谬。陈百年，名大齐，浙江海盐人，曾任北京大学教授。钱玄同（1887—1939），名夏，浙江吴兴人，曾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半农（1891—1934），名复，江苏江阴人，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后两人都曾积极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

    5 新青年 综合性月刊“五四”时期倡导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刊物。一九一五年九月创刊于上海，由陈独秀主编。第一卷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一九一六年底迁至北京。从一九一八年一月起，李大钊等参加编辑工作。一九二二年休刊，共出九卷，每卷六期。鲁迅在“五四”时期同该刊有密切联系，是它的重要撰稿人，曾参加该刊编辑会议。

    6 “表彰节烈” 一九一四年三月，袁世凯颁布旨在维护封建礼教的褒扬条例，规定“妇女节烈贞操，可以风世者”给予匾额、题字、褒章等奖励；直到“五四”前后，报刊上还常登有颂扬“节妇”、“烈女”的纪事和诗文。

    7 君政复古时代 指袁世凯阴谋称帝时期。当时袁世凯御用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刘师培曾在中国学报第一、二期（一九一六年一、二月）发表君政复古论一文，鼓吹恢复帝制。

    8 贞操论 日本女作家与谢野晶子作，译文刊登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一九一八年五月）。文中列举了在贞操问题上的种种相互矛盾的观点与态度，同时指出了男女在这方面的不平等现象，认为贞操不应该作为一种道德标准。

    9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宋代道学家程颐的话，见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二：“又问‘或有孤孀贫穷无托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业儒”以儒为业，指那些崇奉孔孟学说，提倡封建礼教的道学家。

    10 “重适” 即再嫁。

    11 “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 是元代白话文，当时皇帝在谕旨前必用此语“上天眷命”的意思；有时只用“长生天气力里”即“上天”的意思。元朝皇帝都有蒙古语的称号：“薛禅”是元世祖忽必烈的称号“聪明天纵”的意思；“完泽笃”是元成宗铁穆耳的称号“有寿”的意思；“曲律”是元武宗海山的称号“杰出”的意思。

    12 斥革功名 科举时代，应试取中称为得功名；有功名者如犯罪，必先革去功名，才能审判处刑。

    13 “双烈合传” 合叙两个烈女事迹的传记，常见于旧时各省的府县志中。“七姬墓志”元末明初张士诚的女婿潘元绍被徐达打败，怕他的七个妾被夺，即逼令她们一齐自缢，七人死后合葬于苏州，明代张羽为作墓志，称为七姬权厝志。

    14 钱谦益（1582—1664） 字受之，号牧斋，常熟（今属江苏）人。明崇祯时任礼部侍郎，南明弘光时又任礼部尚书；清军占领南京，他首先迎降，因此为人所不齿。清乾隆时将他列入贰臣传中。著有初学集、有学集等。

    15 “妇者服也” 语见说文解字卷十二：“妇，服也。”

    16 这里所说的女人再嫁后遭遇惨苦的故事，在壶天录和右台仙馆笔记等笔记小说中有类似记载。壶天录（清代百一居士作）中说：“苏郡有茶室妇某氏，生长乡村，意复轻荡，前夫故未终七而改醮来者忽闻后门剥啄声厉甚。启户视之，但觉一阵冷风，侵肌砭骨，灯光若豆，鬼语啾啾，惊栗而入；视妇人则口出呓语，茫迷人事矣。自称前夫来索命哀号数日而死。”又右台仙馆笔记（清代俞樾作）中有山东陈媪一条：“乙客死于外，乙妇挟其资再嫁，而后夫好饮博，不事恒业，不数年罄其所赍。俄后夫亦死，乙妇不能自存，乞食于路未几以痢死。”

    17 “儒者柔也” 语见说文解字卷八：“儒，柔也。”

    18 论语述而记有孔丘“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话。根据朱熹的注释，述即传旧，作是创始的意思。这原是孔丘自述的话，说他从事整理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工作，都只是传旧，自己并未有所创造。后来“述而不作”便成为一种古训，认为只应该遵从传统的道德、思想和制度，不应该立异或有所创造。因此，不述而作，也就是违背古训。

    19 对于室女守志殉死的封建道德，明清间有些较开明的文人曾表示过非议，如明代归有光的贞女论、清代汪中女子许嫁而婿死从死及守志议，都曾指出它的不合理；后来俞正燮作贞女说，更表示了鲜明的反对的态度：“未同衾而同穴，谓之无害，则又何必亲迎，何必庙见，何必为酒食以召乡党僚友，世又何必有男女之别乎？此盖贤者未思之过呜呼，男儿以忠义自责则可耳，妇女贞烈，岂是男子荣耀也。”室女，即未嫁的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