锄禾当午

去帮父亲的忙：十几岁的我和我的弟弟，一个大三岁，一个小三岁，在每一个星期天，或者学校放假的当儿，或者说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当儿，在冬水田里插秧，让小腿时时陷入深深的泥窝里而不能自拔；也会在山坡上一下一下的用力打麦子，把全身都弄得灰头土脸，直到精疲力尽，饥肠辘辘，而交给老师布置的关于农忙的作文却写成热火朝天或干劲十足；而我们的父亲，总是在天不亮就已经起床，要到晚上的广播新闻快结束，才风尘仆仆的回家，听闻村里前前后后一记记犬吠声。然后，一家三口才想办法填饱肚皮、睡觉。

    记忆深处，年少时最苦最累的时候应该是我们村里引进制作稻种的那些年。我现在怀疑当年袁隆平教授搞杂交水稻是不是就在我们乡里开始的，反正我们当时就是弄那玩意儿，我们农民称之为“制种”“制种”是一件让我们非常划得来的农事，因为，只要收到一斤稻种，即可换得八斤稻谷，当时的亩产或有三百来斤呢。我们在田里“赶花”也就是说把“公本”穗上的花粉用人为的办法“赶”在“母本”的穗上，如同“人工授精”这样“母本”结的稻谷，才是真正的杂交水稻种子。我和弟弟人小个头也小，在水田里“赶花”从辰巳至午未，只看得见那里的稻谷在晃动，外面的人却看不到我们，我们都被稻谷遮住了身躯。或此时，正是阳光高照，热辣辣的，晒得人浑身毛燥燥的难受，就想停歇一会儿、再歇一会儿，哪怕就喝一口水。有的人或者正在喝着一瓶“巧克力香槟”解渴，还故意大声的四处炫耀。然而，那种低劣的、用五彩色素水勾对出来的香槟酒，真能令我们羡慕不已，更莫论今天我们很多人都可以随时悠闲地喝着“潲水酒”（啤酒）。

    肚皮是填饱了，农民们穿的和住的却仍是一如既往的邋遢，然而外面的世界却是越来越精彩，这不是我们农民能够料想得到的。曾几何时，人们的谈资中多了一句让人匪夷所思的话：“笑贫不笑娼”

    于是，我们不得不开始背井离乡，无论新婚别或垂老别。到城市去，到远方去，去淘金，哪怕就当是见见世面也好。

    外面的世界确实很精彩。到城里去打工，这虽然与农民本应该务农的本份多少有些相悖，可外出打工的热情和它的吸引力却从未消减过，尽管有诸如办理外出务工证明或当地要盘查暂住证的麻烦，更或者有光天化日之下强抢强欺的经历。试想，在城里黑天黑地的干那么一两个月，就相当于在家里一年半载喂成了一头肥猪，我们何乐而不为？

    在c市化龙桥的一个国营工厂，我第一次真正认识了什么是工人，认识到做一个无产阶级工人真是好。那里有些人每天的上班，最多只有一两个小时的工作，还可以随便叫我们农民工帮他做了，而他们却逍遥自在，各行其是，每月所得，绝对是我们的倍数或多倍数。当时，工厂还没有“下岗”这个词，我就想，要是我，——假若不行，就我的儿子也行，——以后能当个国营工厂的工人该多好啊。然而，世事都有一个逐渐认知的过程，等到我最后发现，当工人也不是原来想象中的那么好，还有比当工人更好十倍百倍更令人垂涎三尺的职业。原来普通工人和我们农民并无两样，至少一个正常人的欲望迫使我这个农民是这样看的。我有幸在一个国营工厂里打临时工，并且非常滑稽地做到了管理员，在不长的一段时间里甚至包括管理那些资深工人。对于我们农民工一个月能拿到千多两千元的收入来说，那些工人开始表示出了不满，他们才不管你的劳动付出和他们的劳动付出是否有可比性，因为，终究是我们“悄悄地”把他们的工作给“霸占”了。工人们无事可做，闲着闲着，每月只能“吃”百多两百元人民币的“低保”那岂不是也很可怜？

    时光荏苒。常年在外漂泊，等到对外面的世界开始产生了厌倦，农村也已经完全变了模样。此时，我们发现，那时候担心我们这一代农民做不了农活的话实在是多余，因为，庄稼并不需要所有的农民都去种，——我们村里的土地，大多改种经济作物，即让部份人承包起来，栽种花木、果林，或者养鱼。而此时国家正好免除了已经实行两千六百多年的田赋，也是一种动力，农村开始向“三农”问题说不，直到今天的城乡一体化建设，创造我们的和谐新农村。即使有田地要种的，不也听说世界上有那么一些国家，早就开始用电脑加机器人就可以又播又收粮食的么？我们这些农民不也可以学学？农民的素质有所提高了嘛，没有以前那么“傻”了。如此说来，我对于今生为农，还是有点庆幸的，说不定有朝一日，一不小心成为“白领”农民，也未可知。

    人的一生，往往会从最初的无知、无邪，然后充满着奇崛和险峻，而随着年龄的增加，渐渐会趋于平静和实在，也就是如说人生二十弱冠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才知天命一样。农民种地收粮食，天经地义，只是现在世界农业突然变得科学了、简单了，对过去总有那么一点点唏嘘不已。今天，我家里时有这样的情景发生：我六岁的儿子，每每于吃饭时，都要浪费一些饭菜，我父亲看见，必定每次都要呵叱说“你知道么，种出一颗粮食要花好多精神？”可小孩子在一边摇头晃脑，根本不解大人的所谓精神为何物，一边还慢悠悠地吟着：“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