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历代公文沿革概述

;宋代公牍体制在汉唐制度的基础上，也有一些变化。如诰命、御札、敕榜、故牒、公牒、呈状、申状、笞子诸体的创设，比前代更细了。同时，由于宋朝一批大师如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等继唐代的古文运动，反对六朝骈俪文风，多少也影响到公牍，上自制诰，下至贱启等一直为四六文统治的领域，尽管还没有彻底打破，甚至大师们自己有时也喜欢在公牍面貌发生了较大变化。不过由此也带来了宋人书牍，也在所不免。从文字上讲，北宋繁于唐人，而南宋又繁于北宋，这大概和后来大为发展的理学长于辩微析奥有关系，但也有其浅显易懂的好处。如朱熹知南康军任内写的大量救茺、劝农以及晓谕逃移民户的榜文（布告），体恤民情，言辞恳切，明白易懂，不失为宋代公牍的典范。

    宋代很重视榜文的宣传效果，大字楷书在闹市张挂，并在乡村粉壁上誊写，要当地耆长叶常看管，不得损坏。递送公文有檄牌按照金字、青字、红字来区别迟速。金字牌日行四百里，接力飞递，不准留铺，昼夜兼程，用于赦书及军机要件。青牌日行三百五十里。传说岳飞受诏班师，一天接到十二道金牌，最近有史学家以常理推测，认为不可能每隔不到一小时就发出一道诏书，大概是一日下二道金牌之误。

    元代公牍雅俗杂出。元代帝王不通汉文，其诏书多用俗语，文义诘屈聱牙，甚至无法看懂，如至元十九年七月的中书省咨文中说:。。。这般圣旨有来，在后俺根里不处奏，他每奏了的后头，分付与俺奏有来。今后依著在先体例，一处奏呵，怎奉圣旨，这般是你的勾当。。诏令多亦如此。当然也有写得极为得体的，多是出于汉人手笔。

    元代行省长官叫做丞相，亦名达鲁花赤，必须由蒙古贵族担任，以汉人（先被征服的金地人）、南人（后被征服的宋地人）为贰佐。行省长官罕有通文墨的，汉人、南人要跪起禀白。元代的书吏俸给微薄，所以利用公牍行诈徇私。紫山大全集载胡只论当时的弊政是:一语抵官，十年不绝，两家争田，连村受祸。曲为直，以是。他指出县令多非其材，大半不识文墨，不通案牍。胡氏认为要先削冗文。所谓冗文，就是不当申而申、不当下而下的公文，仅仅为了一二年得不到明确批复，往往为一二百文往返问答，费纸数千张。公文拖沓如此，可见官僚主义严重。无怪元王朝虽然霸业盖世，而其祚运竟然不及百年。明朝公牍大体一沿唐宋元制度而略有改进。臣民具疏上于朝廷者为奏本，东宫为启本。后又以不便面奏者用题本。各衙门行移之文有照会、咨呈、答付、呈状、申状、平关、牒呈、平牒、牒上、下帖。洪间颁定格式，但实际应用亦不尽依定式。题本之外，又有密奏用的揭帖，凡军国机要，朝廷大政，均用揭帖，由文渊阁用印封缄密进。揭帖也有用于下官向上官密呈。到晚明，又演变为公开张贴的露简（公开信）。

    明人公牍的特点是浮文繁芜，喋喋不休。洪武九年刑部主事茹太素上万言书，朱元璋使人读到六千三百七十字，还未见要领，才涉及主题五项建议，有四项是可取的，朱元璋即令中书行其言这善者，又表扬茹太素是忠臣。并规定建言格式，颁示中外，使言者陈得失无烦文。嘉靖、隆庆时也曾先后颁诏令诸司奏章不许烦词，违者部院及科臣劾治之。尽管一再申禁，实际未见收效。二十余年后的万历间，奏书仍有长达六拉言的，可见积弊难除。另一方面，自成化后，八股文盛行，迂儒入仕，公牍也受到影响。以八股文中的陈词滥调、讲章程墨拉杂行文，成为公牍中的流行病。至于以骈文作判牍，追求词藻格律，以公牍为游戏文章，更成为一种气。这些对清代也有很影响。清代公牍基本上是明制的延续，行文格式也大致相同，但也有自己的发展特点。首先在形式上，奏本、题本用法更具体，题本用于言地方公事，用印；奏本言私事，不用印。顺治间规定题本、奏本不得超过三百字。贴黄（摘由）不超过百字。但后来雍正间要求上奏紧要事件的本章务求详明畅达，不限字数。各部院行文除沿用历代及明代部分体制，如移、答、资呈、呈文、申文、照会、牒等外，尚有谕（上谕，按下达途径分为明发、明寄、廷寄、传谕等类）、堂谕、札、牌、详、揭、禀、折、谕帖等。

    清承明制，但公文风格不同，因受清初学风影响甚大。从写作思想上看，有的是笃信程朱理学，所撰公牍多反复议论；有的是受朴学之风影响，以博辩考据为能事；有的折狱判牍附经义；有的能接触实际，讲究经济，指陈郡国利病，晃蹈空言。公牍风气也因时而异。清初顺治至雍正三朝，一生财重申以朋党为诫，诏令频颁，处分严竣，朝臣为了避祸，故所撰奏章行文兢兢业业，模棱两可，其内容尽力揣摹，多趋避、圆滑、工巧的用语，竟不顾国家的休戚和民生的疾苦。嘉庆时，刑狱条例滋多，处分益密，很多非科目起家的官吏，不习法令，又害怕断案不当致触王法，于是就依靠友老吏，根据前人例案比附判决，生搬硬套，颇多失误。幕友不外刑名、钱谷二端，大都各有一套久经累积的通行成案资料汇抄，遇有新定章程必随时增补，以备参照，这些人办案对于成例非常熟悉，每当主管长官遇么棘手的案件，都要依靠他们出谋划策，照例案定谳。

    幕僚成为一种活，掌握判牍秘决，非执业弟子不肯轻易传授。如果州县不是和藩台、臬台衙门的幕客有交情，那就很少有不被驳回的呈文；相反，如果对他们经常关礼、行贿，就能通融包涵，迅速批准。生杀予夺之权，实际操在幕友之手。这种风气从明朝开始形成了。据日知录引谢肇制的话，明代中叶户部十三司里多绍兴人，掌握重权，外官不得不以绍兴人为幕友，借通声气。后人沿称幕友为绍兴师爷。当然，不一定所有幕友都是绍兴人，更非都是为非作歹的。有的是无意仕进的通儒，应好友之邀，也有的是困于场屋的名士，生计艰难，权宜旅食。他们充当幕友都颇有建树。如清代理学家李恕谷、词曲家李渔、考据家汪中、大诗人黄仲则，都是著名的幕友。汪、黄二人都坎坷一世，汪中有如黄祖之腹中，在本初之弦上的名句（过旧苑吊马守真文），写出了秘书工作的甘苦，黄仲则英年殂谢，尤为后人所惋惜。

    民国成立之初，公文基本上仍循清代格式。民国元年迄解放前夕，历届旧政权进行过多次过多公文改革，最后定为十种，计下行者六种:令、训令、指令、布告状、批；平行者二种:咨、公函；上行者一种:呈；不分上、下、平行者为代电。每次改革都有一些变化。主要体现在文体较清代简单，总的主张是种类宜少而不宜多。在前骨政部颁布部的暂行公文革新办法中，规定公文必须浅近明白:公文往来，有如晤对，无论上行、平行、下行，均以真挚明显为要。凡艰涩语句，孤僻典故，及虚伪誉词，应一律免用。这种要求浅近通俗的观点，与前清文柱，它是地主、官僚、买办阶级联合统治压迫人民的反动阶级专政的工具，它的公文体制较前清虽在形式上有所改革，但其鱼肉人民的实质并没有多大区别。由于贪官污吏们借文牍以营私舞弊，上下勾结，狼狈为奸，一切前清吏治窳败的遗毒，对于民国政权的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官僚来说，几乎是全盘继承的。